“搞臭你们”四个字，像一颗淬了毒的钉子，从张建国因愤怒和绝望而扭曲的嘴里恶狠狠地迸出来，带着浓重的乡音和一股豁出去的狠戾，在压抑的包间里砸出令人心悸的回响。
之前的争吵，是观念的冲突，是价值的对撞，是父母用“养育之恩”、“香火传承”进行道德捆绑和情感勒索。而张建国此刻的威胁，则彻底撕下了所有温情脉脉、哪怕是扭曲的“亲情”面纱，露出了最赤裸、最丑陋、也最符合他秉性的獠牙——既然软的（亲情绑架）不行，硬的（撒泼动手）有风险，那就用最下作、最无赖，也是他所能想到的最有“杀伤力”的方式：毁了你！毁掉你的名声，毁掉你的工作，毁掉你在乎的一切！让你身败名裂，在南城混不下去！
这不仅仅是威胁，这是一种同归于尽般的疯狂。他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好过。尤其是这个“吃里扒外”、被“外人”蛊惑、竟敢反抗家族意志的妹妹，以及那个高高在上、用几张破纸就想把他们打发掉的“冷血资本家”！
“张建国！你闭嘴！胡说什么！” 张守业脸色骤变，厉声喝道。他虽然愤怒、不甘，被韩丽梅那番“情感剥削”的言论气得肝疼，也被那冰冷的协议逼得走投无路，但他毕竟多活了几十年，见识过一些世面，深知“搞臭”这种手段的后果难以预料，更可能彻底激化矛盾，把事情推向无法挽回的深渊。尤其是，对方显然不是好惹的，手里握着他们根本无法抗衡的资源和规则。真走到那一步，恐怕他们什么都得不到，还要惹上一身腥。
“我胡说？！” 张建国猛地转向父亲，眼睛赤红，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困兽，他不再顾忌父亲的权威，或者说，在巨大的利益落空和失控的恐惧面前，父亲的权威也显得苍白无力。“爸！你还没看清楚吗？她们这是铁了心要把我们一脚踢开！什么狗屁协议！什么赡养费！一个月三千五？打发叫花子呢！她张艳红一个月挣多少？十万？八万？就给我们三千五？她手指头缝里漏一点，就够我们全家在城里吃香喝辣、买大房子、让强强上最好的学校了！可她呢？她宁愿把钱都给这个姓韩的资本家赚，宁愿自己吃香喝辣、穿金戴银，也不肯分一点给亲爹亲娘、亲哥亲侄子！她还有良心吗？！她还是人吗？！”
他喘着粗气，胸脯剧烈起伏，唾沫星子喷溅，手指颤抖地指着张艳红，又指向韩丽梅，声音因为极致的恨意而嘶哑变形：“还有你！姓韩的！你别以为你有钱有势，就能为所欲为！就能挑拨我们兄妹关系，离间我们骨肉亲情！我告诉你，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们这些有钱人，最怕什么？最怕名声臭了！最怕别人戳脊梁骨！最怕那些记者，那些网络，把你们的丑事抖落出去！”
他似乎找到了某种“优势”，某种可以反击的武器，语气变得更加激动，也更加阴狠：“你们不让我们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我张建国烂命一条，在老家就混不下去了，我怕什么？我明天就去你们公司门口闹！我拉横幅！我就写‘黑心资本家韩丽梅，诱骗员工签卖身契，逼迫员工与父母断绝关系，六亲不认，天理不容！’ 我还要写‘不孝女张艳红，攀上高枝忘爹娘，联合外人欺压血亲，丧尽天良，不得好死！’ 我天天去！我让全南城的人都看看，你们这两个女人，心有多黑！手有多毒！”
他越说越激动，仿佛已经看到了那副场景，看到了韩丽梅和张艳红在众人指指点点、媒体围追堵截下仓皇失措的样子，一种扭曲的快意和报复的兴奋感涌上心头，让他的脸看起来更加狰狞。
“我不光去你们公司闹！” 他狞笑着，目光扫过韩丽梅始终平静无波的脸，又狠狠剜了一眼脸色惨白、浑身发抖的张艳红，“我还要去你们住的小区闹！去电视台、去报社、去那些什么网络平台爆料！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韩丽梅是怎么当老板的！是怎么压榨员工、挑拨离间、破坏别人家庭的！还有你，张艳红！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为了钱，连爹娘都不要，连亲哥亲侄子都往死里逼！我要让你在南城抬不起头！让你没脸见人！让你那些同事、朋友、客户，都知道你是个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白眼狼！”
“还有你的公司！” 张建国似乎觉得自己找到了韩丽梅的“七寸”，语气更加恶毒，“你不是开公司，要赚钱，要脸面吗？我就专门搞臭你的公司！我找人在网上发帖子，就说你们公司压榨员工，逼员工签卖身契，产品有问题，老板生活不检点……对！我就说你们俩，你们俩关系不正常！一个女老板，一个女经理，不清不楚，恶心！我看谁还敢买你们的东西！我看谁还敢跟你们合作！我要让你们公司倒闭！让你韩丽梅破产！让你变成穷光蛋！看你还怎么嚣张！”
他声嘶力竭地吼着，将自己能想到的所有恶毒手段，所有能造成伤害的方式，都一股脑地抛了出来。在他那简单、甚至有些愚蠢的认知里，有钱有势的人最怕名声受损，最怕舆论，只要他把事情闹大，闹得人尽皆知，闹得她们身败名裂，她们就一定会害怕，就一定会妥协，就一定会满足他的要求，甚至为了息事宁人，给出更多的好处。
这是一种典型的底层无赖思维，我得不到，就毁掉；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用最极端、最下作的方式，进行最后的、绝望的反扑。
王美凤已经被丈夫这番疯狂的言论吓傻了，她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想要去拉张建国的胳膊，却被他狠狠甩开。她看看丈夫扭曲的脸，又看看对面依旧面无表情的韩丽梅和摇摇欲坠的小姑子，一股巨大的恐惧攫住了她。她只是个普通甚至懦弱的农村妇女，她只想过安稳日子，想让儿子有好学校上，她从没想过要把事情闹到这种地步，闹到鱼死网破、身败名裂的地步啊！这……这以后还怎么在南城待下去？强强怎么办？
李桂兰也停止了哭嚎，有些惊疑不定地看着儿子。她恨，她怨，她也想闹，但她想的闹，是在家里撒泼，是在亲戚邻居面前哭诉，是利用“孝道”和“亲情”逼迫女儿就范，而不是像儿子说的这样，去公司门口拉横幅，去网上爆料，去搞臭她们……这……这会不会太狠了？会不会把事情闹得无法收场？但转念一想，如果不这样闹，难道就真的签了那卖身契，每个月只拿三千五百块，然后被赶出南城，灰溜溜地回老家，被所有人嘲笑？不！她不甘心！与其那样，不如……不如就按儿子说的，闹！闹得越大越好！看谁怕谁！
张守业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那是混合了惊怒、恐慌和一种深深无力的灰败。他知道儿子这番话的杀伤力，也知道如果真的闹到那一步，后果不堪设想。但他更知道，此刻儿子的情绪已经彻底失控，被贪婪、愤怒和绝望冲昏了头脑，根本听不进任何劝阻。而且，内心深处，他未尝没有一丝阴暗的想法——或许，儿子这招“光脚不怕穿鞋的”的威胁，真的能吓住那个姓韩的？毕竟，她们是有头有脸的人，总要顾忌名声吧？
韩丽梅自始至终，都平静地听着张建国那番声嘶力竭、充满恶毒想象的威胁，甚至连眉毛都没有动一下。她的目光，甚至带着一丝几不可察的……玩味？仿佛在欣赏一场蹩脚的、漏洞百出的表演。直到张建国喘着粗气，用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她，等待她的反应时，她才微微侧了侧头，目光从张建国脸上，缓缓扫过惊疑不定的李桂兰，脸色灰败的张守业，最后，落在了身旁浑身颤抖、泪水无声滑落、仿佛下一秒就要崩溃的张艳红身上。
然后，她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息声很轻，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耳中。不是无奈，不是恐惧，更像是一种……淡淡的厌倦，以及对某种愚昧和丑陋的、居高临下的怜悯。
“说完了？” 韩丽梅终于开口，声音依旧平稳，甚至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冷诮。
张建国被她这平静到诡异的反应弄得一愣，准备好的更多恶毒话语卡在了喉咙里，随即是更加汹涌的愤怒——她竟然不怕？她竟然还是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你……你别以为我在吓唬你！” 张建国色厉内荏地吼道，试图用更大的声音和更狰狞的表情来掩饰内心的慌乱，“我说到做到！明天我就去！我要让全南城的人都知道你们的真面目！”
“嗯，知道了。” 韩丽梅点了点头，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讨论天气，“去公司门口拉横幅，去网上发帖爆料，说我们逼员工签卖身契，说我们关系不正常，要搞垮我的公司，让我破产，对吗？”
她竟然复述了一遍，语气毫无波澜，仿佛在确认一份无关紧要的清单。
张建国被噎得一时说不出话，只是瞪着眼睛，喘着粗气。
韩丽梅不再看他，而是从那个黑色的皮质公文包里，又拿出了一样东西。不是文件，而是一支小巧的、银色的录音笔。她轻轻按下一个按钮，录音笔亮起一个小小的红色指示灯。
“刚才张建国先生，也就是艳红的兄长，所说的所有言论，包括但不限于：威胁要到‘丽梅时尚’公司门口拉横幅，散布‘黑心资本家诱骗员工签卖身契、逼迫员工与父母断绝关系’等不实信息；威胁要到我的住所及艳红女士住所进行骚扰；威胁要向电视台、报社、网络平台散布关于我司产品质量、我个人生活作风及艳红女士个人品德方面的诽谤性言论；以及扬言要‘搞垮公司’、‘让我破产’等，均已清晰录音。”
韩丽梅的声音平稳地在包间里响起，她举起那支小小的录音笔，在张建国骤然缩紧的瞳孔注视下，轻轻晃了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三）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治安管理处罚的；（四）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五）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六）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
她语调平稳，一字不差地背出了相关法律条款，清晰，冷静，带着一种冰冷的、法律条文特有的、不容置疑的力量。
“张建国先生刚才的言论，涉嫌诽谤、威胁、寻衅滋事，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及生产经营秩序，情节严重，已涉嫌违法。” 韩丽梅的目光落在张建国瞬间变得惨白的脸上，声音没有任何起伏，“这份录音，以及今天会议全程的录音——哦，忘了告诉各位，从会议开始，出于存档和厘清责任的需要，我开启了录音——将成为关键证据。”
“如果各位坚持要采取张建国先生所说的‘搞臭’策略，” 韩丽梅的目光缓缓扫过张守业、李桂兰，最后回到面无人色的张建国脸上，语气依旧平淡，却带着一种彻骨的寒意，“那么，我将不得不采取法律手段维护我本人、艳红女士以及‘丽梅时尚’的合法权益。届时，报警、立案、调查、诉讼，一系列程序将会启动。诽谤罪，情节严重的，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多次扰乱企业生产经营秩序，造成严重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的，亦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另外，关于张建国先生提及的，到公司、住所骚扰，以及在网络平台散布不实信息的行为，” 韩丽梅稍微顿了顿，似乎在给时间让这些信息沉淀，“我司有完善的安保系统及舆情监控机制。一旦发生，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并立即报警，同时向相关平台举报，并保留追究其民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公开赔礼道歉等）的权利。”
“至于你提到的，‘光脚不怕穿鞋的’，” 韩丽梅的嘴角，极其轻微地勾起一丝弧度，那弧度里没有任何笑意，只有冰冷的嘲弄，“或许你不太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光脚’的违法，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甚至可能因为情节和后果，承担更重的责任。而我，以及‘丽梅时尚’，恰好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来应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恶意诋毁和骚扰。你可以试试，是你先‘搞臭’我们，还是你先因为诽谤、寻衅滋事，进去吃几天牢饭，并留下一辈子抹不掉的案底，让你儿子强强，以后在政审、入学、就业时，都背着一个有犯罪记录的父亲。”
她的话，条理清晰，逻辑严密，每一句都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张建国那番疯狂威胁下的虚张声势和愚蠢无知，将最残酷、最现实的法律后果，赤裸裸地摆在了他，以及他全家人面前。
去闹？去爆料？去搞臭她们？
可以。但代价是，可能坐牢，留下案底，影响儿子一生。
用最极端的方式反抗？对方早就料到了，并且准备好了更专业的、更致命的武器——法律。
张建国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嘴唇哆嗦着，刚才那副“同归于尽”的疯狂劲头，像被戳破的气球一样，迅速干瘪下去，只剩下无尽的惊恐和茫然。他瞪着韩丽梅手里那支小小的、闪着红光的录音笔，仿佛那是什么择人而噬的怪物。他不懂那么多法律条文，但他听懂了“坐牢”、“案底”、“影响儿子”这些关键词。这些词，像一盆冰水，从他头顶浇下，让他从狂热的幻想中瞬间清醒，只剩下刺骨的寒冷和恐惧。
王美凤吓得捂住了嘴，眼泪再次涌出，这次是纯粹的恐惧。坐牢？案底？影响强强？不！不能！绝对不能！
李桂兰也傻眼了，她没想到，儿子那番“厉害”的威胁，在对方眼里，竟然如此不堪一击，甚至还可能把自己送进监狱！她看着韩丽梅那平静到可怕的脸，第一次感到了一种发自骨髓的寒意。这个女人，太可怕了！她不仅有钱，她还懂法！她早就把一切都算计好了！
张守业颓然闭上眼睛，发出一声沉重的、仿佛用尽了所有力气的叹息。他知道，完了。软的硬的，哭的闹的，威胁的同归于尽的……所有他们能想到的招数，在对方那冰冷的规则、法律和资源面前，都显得如此可笑，如此无力。他们就像拿着木棍石斧的原始人，去攻击一个穿着全副盔甲、手持现代武器的骑士，除了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不会有任何结果。
包间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张建国粗重而惊恐的喘息声，和王美凤压抑的、恐惧的啜泣声。
韩丽梅将录音笔轻轻放在桌上，与那两份协议草案并排。银色的笔身，在灯光下反射着冰冷的光泽。
“现在，” 她看向面如死灰的张建国，声音平静无波，却带着最后的、不容置疑的宣告，“你还要去‘搞臭’我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