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拨开齐腰高的野草，沿着那条几乎看不出路的痕迹往前走。
路基的碎石已经被泥土和植被覆盖了大半，踩上去不再有那种松动的摩擦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闷实的触感，像是踩在一层厚海绵上。野草划过冲锋衣的表面，发出密集的沙沙声。前方那栋低矮建筑的轮廓越来越清晰——红砖墙，铁皮屋顶，屋顶上立着一根细长的烟囱，已经倾斜了大约十五度，像是被风吹歪了却没有倒下，保持着那个将倾未倾的姿态，像一枚静置的指针。
我走到建筑正门前。门是双开的木门，漆面已经全部剥落，露出木材原本的灰白色。门板上有几道很深的划痕，不是自然风化造成的，像是被某种尖锐的金属工具反复刮擦过。门缝之间夹着一张已经发黄的纸条，边缘被风吹得有些卷曲，但没有脱落。
我抽出那张纸条，展开。纸条上只有一行字，用的是圆珠笔，字迹在日晒雨淋中已经有些模糊，但依然能辨认：“你是第几个走到这里的人？”
不是问句——是一个需要被回答的测试。我握着那张纸条，推开门，门轴发出一声尖锐的吱嘎声，在空旷的建筑内部回荡了片刻，然后被墙壁吸收殆尽。建筑内部是一个大约五十平米的大厅，地面是水泥的，覆着一层厚厚的灰，墙面斑驳。大厅尽头有一扇铁门，铁门上用白色油漆喷着一个编号：“00”。
00号。在钟表厂的编号体系里，这个编号没有被分配过。
我穿过大厅，走到铁门前。铁门没有锁，但门把手被一根铁丝缠绕固定着，绕了好几圈，两端拧在一起。我用钥匙尖挑开铁丝，一圈一圈地解开。铁丝最后一圈弹开时，发出一声清脆的金属振音，在空旷的大厅里拉出一道短促的回声。
我推开门。门后是一条向下的楼梯。很窄，只容一人通过。台阶是水泥的，没有安装扶手，墙面上也没有照明设备。我用手机的手电筒照着脚下的台阶，一级一级往下走。空气随着下行变得越来越潮湿，温度也比地面低了几度，带着一股浓重的泥土和混凝土的味道。
台阶在转角处分成了两个方向。一条继续向下，另一条向右拐，通向一扇半掩的木门。木门的边缘透出一丝极微弱的光——不是阳光，是人造光。有人在这里。
我停下脚步，关掉手机的手电筒，在黑暗中站了几秒，让自己的眼睛适应昏暗的光线。那丝从门缝中透出的光很稳定，不是蜡烛或者打火机那种会晃动的光源——是电灯。这栋废弃建筑的地下空间通电。
我放轻脚步，沿着走廊走到那扇半掩的木门前，透过门缝朝里看。
房间不大，大约十平米。一张铁质折叠桌，一把折叠椅，桌上放着一盏充电式台灯。桌面上摊着一本翻开的笔记本，旁边放着一支笔。墙角放着一个军绿色的铁皮箱，箱盖打开着，里面塞满了文件和几张折叠的地图。一个人背对着门坐在折叠椅上，低着头，在看桌面上摊开的某样东西。他的背影很瘦，肩膀微微前倾，脖颈处的脊椎骨在皮肤下形成一道清晰的凸起，像是被时间磨去了所有的多余脂肪，只剩下一副骨架和一层包着它的皮。
我站在门口，没有立刻推门，也没有出声。那个人却在我做出任何动作之前，先开口了。
“你比我想象中要安静。”他的声音沙哑，带着一种疲惫的底色，像是一根被拉伸了太久的橡皮筋，失去了回弹的余力，只能保持在被拉长的状态，“你父亲的脚步声比你重一些。他走进来的时候我隔着两层楼就能听到。”
他微微侧过头，让台灯的光照亮了他半边脸的轮廓。高颧骨，深陷的眼窝，稀疏的头发贴在头皮上。老赵。他坐在那里，面前摊着一本摊开的笔记本，头也不回地坐在折叠椅上，保持着那个姿势。“我等你很久了。从你拿到第一把钥匙开始，我就在这里等你。”
我走进房间，拉上身后的门。老赵没有转头看我的动作，但在我开口之前，他先一步从桌上拿起一枚钥匙，放在台灯光可以照到的位置，用指尖轻轻推了一下，让钥匙滑向我。“方远死之前，把这枚钥匙寄给了我。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姓沈的人找到柳林路117号，就把这枚钥匙交给他。”
“我在这里等了快一年了。我以为你会更早到。”
他的声音里没有指责，没有抱怨，只有陈述。像是他已经不再计算时间了，只是在等待一个必然会到来的终点。我走到桌前，拿起那枚钥匙。齿纹和我在阁楼里从叶知秋手中拿到的那枚几乎完全一致。只有一处不同——这枚钥匙握柄上的那个半圆形磨损印记还在，没有被磨掉。
不是叶知秋交给我的那一把。是另一把。完整的另一把。
“那批窃听装置的使用记录备份，不在任何人的手里。”老赵说，“它们在那枚钥匙打开的锁后面。而那把锁——在这间房间的墙壁里。”
我握着那枚完整的钥匙，看着老赵。台灯的光线在他脸上切出一道明暗分界线。他没有回避我的目光，任由光线把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照亮。“你早就知道我会走到这里。从你‘失踪’的那天起，你就知道。”
“是。我知道。”他说。
“因为那封信——我在煤气厂留给林峰的那封信——不是写给他的。”
“是写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