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九三五年十月八日，上午九时。
韦格纳面前的办公桌上摊着三份报纸。
这是三份小报——一份是文学月刊，一份是大学内部的学术通讯，一份是某个郊区文化沙龙的油印同人志。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在这两三天里，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关于威廉二世处理问题的文章。
不是新闻，不是评论，是“建议”。
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历史的审判应当由谁来书写？》，作者署名没有单位，没有地址。
文章写得文绉绉的，引用了席勒、歌德、康德，绕了一大圈之后落到一个核心观点上：
“对威廉二世的审判，不仅是对一个人的审判，更是对一段历史的审判。
因此，审判的意义、程序、以及向公众阐释的方式，不能仅仅由行政机关决定，而应当吸收历史学家、法学家、哲学家的意见。”
韦格纳在这段话下面用红铅笔画了一道横线。
第二篇文章更直接。标题是《不要让复仇掩盖了公正》，作者是一个大学讲师，真名实姓，单位写得清清楚楚——柏林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研室。文章的核心观点是：
“威廉二世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即使对其定罪，也应考虑其年龄和健康状况，适当从轻处理。
一个文明的国度，不应当对一个老人施加过于严苛的惩罚。”文章没有提“软禁”这个词，但通篇都在暗示。
韦格纳把整篇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两遍，然后把报纸合上，放在桌角。
第三篇文章最简短，但最危险。标题只有四个字：
《人民的声音》。内容是一个读者来信的合集——但韦格纳很轻易地就看出来这就是编者假借“读者”的名义写的。
每一封信都很短，有的在呼吁“公正审判”，有的在呼吁“宽大处理”，有的在呼吁“让历史学家参与决策”。
韦格纳把这份油印小报翻到最后一页，看了一眼印数——三百份。
三百份不算多，但它的读者是柏林大学的学生和年轻教师。
这些人，是未来德国的教师、编辑、记者、官员。
如果他们的思想被这种东西浸染，十年后、二十年后，德国的宣传和文化阵地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他把三份报纸叠在一起，放在桌角，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新的信笺，拿起钢笔，写下了几行字。
“一、由《红旗报》和《柏林日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驳斥近期关于威廉二世处理问题的错误言论。
重点阐明：
审判威廉二世不是复仇，是历史的责任；不是个人恩怨，是阶级的审判。不能让‘宽大处理’的论调占据道德高地。”
“二、责成教育部对柏林大学法学院那名讲师的言论进行调查。
如其文章中的观点确属其个人主张，应在校内进行批评教育；如有组织背景，另案处理。”
“三、责成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油印小报《人民的声音》进行调查。
查清编印者、资金来源、发行渠道。如是个人行为，依法处理；如是组织行为，追究组织责任。”
他放下笔，把信笺折好，放进一个空白信封里，在上面写了“施密特同志亲启”几个字，然后叫来通讯员，让他立刻送去总政治部。
他知道，这只是开始。那些人不会因为一篇文章就收手，不会因为一次调查就闭嘴。
他们憋了太久，憋了十多年，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集中发声的“话题”。
可是他们错了。
柏林的舆论场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变了风向。
《红旗报》的评论员文章发表在十月九日的头版，标题用了红色大字，占了三栏：
《谁在替威廉二世说话？》。文章没有绕弯子，开篇第一句就是：
“最近，有人借着‘学术讨论’的名义，在几个发行量不大的刊物上发表了关于威廉二世处理问题的‘建议’。
这些‘建议’的核心是——不要审判，或者轻判，或者让‘知识分子’来参与决定怎么判。”
文章的第二段点明了实质：
“这些人不是在为威廉二世求情，他们是在为自己求情。他们是在试探——如果连威廉二世都可以‘宽大处理’，那么我们这些年犯过的错、说错的话、站错的队，是不是也可以一笔勾销？
他们不是在关心一个八十岁老人的命运，他们是在关心自己的利益。”
第三段转向了理论的高度：
“列宁同志说过，对旧制度的维护者，人民群众有权进行审判。
这不是报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
如果我们连威廉二世都不敢审判，那我们还谈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那我们还革什么命？”
文章的最后一段用了加粗字体：
“人民的法院不是知识分子的沙龙。威廉二世的命运，将由人民来决定，由法律来决定，由事实来决定。
任何人企图用‘学术讨论’的名义干扰司法，都是对人民意志的蔑视。”
同一天，《柏林日报》在第二版发表了一篇长文，标题是《“宽大处理”背后的政治暗流》。
文章的作者是总政治部宣传处的一名资深编辑，笔锋比《红旗报》的评论员文章更犀利。他没有泛泛地批判“知识分子”，而是点了两个人的名——一个是柏林大学法学院那名讲师，另一个是《人民的声音》油印小报的编者。
文章对法学院讲师的“建议”进行了逐条批驳：
“他说‘威廉二世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所以应该从轻处理。按照这个逻辑，一个八十岁的杀人犯也应该从轻处理，因为他‘年事已高’？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不是为老人发明的，是为穷人发明的。
老人并不比工人更高贵，并不比农民更值得同情。”
关于油印小报，文章写道：
“《人民的声音》——好大的口气。三百份油印小报，就敢代表‘人民的声音’了？真正的人民的声音，在工厂里，在田野上，在建设工地的脚手架上。
不在大学宿舍里，不在几个文人墨客的沙龙里，不在那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署的‘读者来信’里。”
两篇文章发表后，反响比预期的更强烈，不少工人读者给报社写信，表达对文章的支持。
柏林一家电机厂的车间工会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学习讨论会，把两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发给每一个工人。
韦格纳没有去看那些来信。施密特看了，在电话里向韦格纳汇报了几句。韦格纳说了一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然后挂了电话。
柏林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研室。十月九日下午。
讲师赫尔曼·贝克尔被叫到了法学院院长的办公室。
院长是个老教授，六十多岁，头发全白了，他不是党员，也不是什么积极分子。
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将近十年，以“平稳”著称——不惹事，不揽事，不出事。但今天，他必须惹一件事，因为这件事已经大到不惹就出事了。
“贝克尔先生，”院长的声音带着一种老人特有的沙哑音色，
“你最近在《学术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威廉二世处理问题的。”
贝克尔站在那里，双手垂在身体两侧。
“是的，院长先生。那是我个人的学术观点。”
院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那是教育部下来的一封公函，措辞客气但意思明确：
“请贵校对柏林大学法学院讲师赫尔曼·贝克尔的言论进行核实，如其文章中的观点确属其个人主张，应在校内进行批评教育；如有组织背景，另案处理。”
院长把公函推到桌子边。
“贝克尔，我不是来审问你的。我是来告诉你——你的文章，有人看到了。看到的人，不只是你我的同行。”
贝克尔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
“院长先生，我只是表达了一个法学家应有的学术良知。威廉二世已经八十岁了，他不可能再对社会构成任何威胁。
对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施加严酷的惩罚，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院长摘下老花镜，用一块麂皮绒布慢慢地擦拭着镜片。擦完之后，他把眼镜戴上，看着贝克尔。
“贝克尔，你在柏林大学教了几年书了？”
“六年。”
“六年。六年里，你有没有去工厂参观过？有没有去农村考察过？有没有和工人农民坐在一起吃过一顿饭？”
贝克尔张了张嘴，没有回答。
“你没有。”院长替他说了。“你不需要回答，因为我知道你没有。你每天早晨从你在夏洛滕堡的公寓出发，骑自行车到学校，上完课，去食堂吃午饭，下午在图书馆看书，晚上回家。
你和工人农民唯一的接触，是在街上擦肩而过。”
院长的声音不高，但十分严肃。
“贝克尔，你问我什么是‘现代法治精神’。
我告诉你——在德国，法治精神不是写在教科书里的，是写在人民的生活里的。德国人民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经历了战争、饥饿、失业、贫困。
他们失去了父亲、儿子、兄弟。他们不会忘记是谁把他们推进了那场战争。你替威廉二世求情，就是在替上一次的战争求情。”
贝克尔的脸涨红了。
“院长先生，我不是在替他求情。我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