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闭幕之后，会场侧厅的门被重新打开了。
那是间比主会场小一半有余的会议室，长桌铺着墨绿色的绒布，桌面上方的灯光比主会场低一些，更集中。
各国代表按照座次落座，韦格纳坐在桌首，列宁坐在他右手边第一位，苏联代表托洛茨基和崔可夫坐在列宁旁边，东方代表陈远坐在韦格纳左手边第二位，法国代表杜布瓦坐在更靠侧边的位置上。
其余座位依次排开，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意大利、波罗的海联盟的代表们各自就位。
韦格纳把双手放在桌面上，
"同志们，大会已经顺利闭幕了。
但还有一件事需要我们在内部面对面地谈透，不对外公开，不记录讲话稿，只谈结论和行动方向。
关于美利坚合众国、日本帝国和英国流亡政府的处理意见。"
他用目光扫了一圈桌面上所有的人。
"我们先说日本。
先从最明确的开始。"
日本的问题在桌面上几乎没有任何争议。
苏联代表托洛茨基第一个开口，他的语气比在主会场发言时更直接：
"日军在朝鲜前线和被占领土上使用化学武器和人体实验的行为已经证据确凿，报告我们已经通过共产国际的渠道分发给各国了。
这不是战争行为，是反人类罪。
在座的各位应该都看到了关于那些所谓‘实验设施’的情报汇总——他们记录每一名受试者的编号和死亡时间，像记录实验数据一样记录。
这种制度需要在战后被彻底拆除，不只是拆除设施本身，是清除它的整个运营体系和参与人员。"
东方代表陈远接过了话头：
"我们在与日军的多年交战中积累了大量证据，包括他们最开始在东北和朝鲜半岛建立的实验设施的具体位置、项目名称和关键参与人员名单。
我们不仅有日本人自己的记录，还有从这些基地中解救出来的幸存者的证词。
我们已经整理了一套完整的卷宗，放在共产国际的档案馆里，随时可供审查。
我们建议由多国联合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对日本战犯的罪行进行系统性审查和审判，从决策层到执行层，逐级追责。
日本的天皇制度本身是这套战争机器合法性的核心，如果天皇制度不废除，这套机器的思想根源就不会被清理干净。
必须废除天皇制度，彻底清除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同时对日本进行强制性的社会主义化改造，包括土地改革、教育体系重建和经济结构重组。"
匈牙利代表点头，但他的发言带着一种更具体的操作建议：
"审判的对象需要界定清楚范围，不能只盯着少数几个高层，让真正下命令的人脱罪。
应该建立一个分层的责任认定体系：
决策层、中层执行者和基层操作者各负其责，并公之于众。
日本军国主义不是一个个人现象，是一种制度性的毒素。
如果我们只清除了表面几层，下面那些没有被触动的东西会在适当的环境下重新生长出来。
所以改造的覆盖范围必须包括制度、教育体系和媒体，让它的意识形态基础归零。"
波兰代表用铅笔在纸面上快速写了几笔，补充道：
"改造需要有一个具体的执行框架。
我们的建议是——战后日本由共产国际监督下的联合管理委员会接管行政权力，设立一个明确的过渡期。
在过渡期内完成土改、解散旧军队和警察体系、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和新的媒体监管框架。
过渡期结束后，管理权移交给日本人民自己选出的新政府。
我们不长期占领，只做机构层面的重建与监督。
但如果重建后的日本社会重新出现亲军国主义倾向，那么联合委员会有重新介入的权力。"
讨论日本问题用时大约三十分钟，桌面上没有出现分歧。
所有的发言都在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补充着各自的细节和操作性建议。
英国问题用时更短。
法国代表杜布瓦的发言简洁到几乎不像一段正式的讲话：
"英国流亡政府目前在加拿大的存在是一个空洞，他们既没有本国民众的支持，也没有继续运转下去的经济基础。
英国人民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流亡政府之所以还能维持运转，完全依赖于美国提供的有限物资援助，这种状况难以长期维系。
只要切断他们从美国那边继续获得补给的可能性，这个空壳自然就会散掉。
加拿大方面也不会愿意永远替他们买单。
我的看法是——不值得为英国流亡政府单独设立一个议题，把它放在处理美国的方案里面一起考虑就行，不需要单独讨论。"
桌面上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英国流亡政府的情况被归入"需注意但不需重点讨论"的类别，在讨论中被轻巧地划出了重点区域。
紧接着，韦格纳说出了这两个字。
"美国。"
托洛茨基靠在椅背上，两手交叉搁在桌面上。
他的语速比之前稍慢一些，
"美国不是日本。
它有广大的领土，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有相当数量的军队和后勤保障系统。
虽然它内部的腐败问题和政治分裂正在加剧它的衰弱过程，但它仍然具备在短期内对共产国际的决策产生实际影响的能力。
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即将自行倒下的政权来制定计划。
我们需要为它安排一个独立的处理路径。"
陈远微微坐直了一些，说的话语的内容更加直接：
"我认为处理美国问题的核心在于节奏把握。
美国跟日本不一样。
日本是一个正在被我们的军队逐渐压制的战场对手，而美国目前仍然在跟我们在外交和军事上维持着一种没有正式开战但不断摩擦的平衡状态。
我们已经在冰岛方向布置了可以随时启动的进攻力量，美共也在自由区进行了充分的整训。
如果我们现在就决定全面开战，我们很可能赢得这场战争，但代价取决于开战时机。
我们内部已经讨论过一种看法，觉得可以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线：
给美国政府一年时间进行实质性改革。
如果一年之内美国方面拒不进行改变，继续维持对国内民众的压迫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对态势，那么美共的同志们就应当承担起历史责任，在共产国际的支援下完成对美国的彻底解放。
这个时间表给了华盛顿最后的决策空间，同时也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完成战备和统一思想。"
桌上的好几个人在听完这段发言之后微微点了一下头。
匈牙利的代表在纸上记了"一年"这个时间标记，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抬眼看了陈远一眼，然后又把目光转向了韦格纳的方向。
苏联代表朱可夫开口了：
"一年是合理的时间跨度。
冰岛方向的兵力部署和物资储备可以在这个时间窗口内调整到最优状态。
美共自由区的整训进度也能够在此期间达到足以支持大规模作战的水平。
一年是我们能够进行充分准备的时间，也是对方能够有机会做出回应的时间。
短了不现实，长了没必要。"
波罗的海联盟的代表补充道：
"这一年的时间界限应该通过外交渠道正式通报美国方面，做一个事实陈述。
让他们知道这个时间节点存在。然后我们在这段时间内继续保持对话的开放态度，如果美国方面有任何实际改革行动，时间表可以相应调整，但前提是必须能看到足以让谈判取得突破的进展。
否则到时间之后就没有必要再等了。"
韦格纳一直安静地听着所有人的发言。
"同志们。
我听完了所有的意见。
关于日本，我们已经有了一致的框架，细节可以在后续的工作组中继续完善。
关于英国，它的消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不需要额外的行动。
关于美国，大家都谈到了一个关键点——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可操作的、有边界的时间框架。"
"我同意设定一年的时间界限。
这是告诉美国政府的最后通道：
他们可以选择改变，也可以不选择。
如果选择，他们需要拿出具体的行动和可核验的落实方案；
如果选择继续跟社会主义阵营保持现有的对抗状态，他们需要知道那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在这一年里保持所有渠道的畅通，保持对话的开放性，同时完成所有的战备工作。
一年之后如果对方仍然没有拿出有效果的实质性行动——那就不是一个还能继续讨论下去的外交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