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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成都的电话

    歌写完了的第三天,成都的电话打来了。

    那天下午我在出租屋擦琴。琴弦刚换过,新弦的声音亮,还有点涩,得弹一阵子才顺。手机在桌上震,我拿起来,是个成都的号码,不是苏荷的。

    是老板。

    “沈暮。”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怎么了。”

    “王哥那单开工了。”他说,“人家点名要你录。材料我发你邮箱了,你看了没有。”

    “看了。”我说。其实没看。

    “看了就好。”他说,“开工定在下周一。你赶得回来吧。”

    我没说话。窗外的风很干,把晾在阳台上的衬衫吹得鼓起来。北京快入冬了,天黑得早,才五点多,楼下的路灯已经亮了。

    “沈暮。”他说,“我不是催你。你这个假,请了快两个月了。棚里的事苏荷一直帮你顶着,她顶得住,客户等不住。王哥这单不小,你要是不接,趁早跟人家说一声,别耽误人家开工。”

    他提苏荷的时候,顿了一下,像是斟酌过用词。

    “苏荷呢。”我问。

    “她让我别找你。”老板说,“原话是,你的事她不管了,往后催活这种电话,谁爱打谁打,别让她打。”

    我拿着手机,站在窗边,没说话。

    “她说这话的时候,”老板说,“不像开玩笑。我也没多问。你俩的事,你们自己清楚。”

    “嗯。”我说。

    “那你回来不回来。”他问。

    “回来。”我说,“周一之前到。”

    “行。”他说,“票订了跟我说一声,我去接你。”

    挂了电话,我站了很久。

    以前催我回去的,都是苏荷。她打电话来,声音轻快,说沈老师你在北京待上瘾了是吧,说客户催了三次了,说单子我帮你压着,说你别把人的活拖黄了。她总是先骂我一顿,再替我兜底,末了再加一句——先把你的歌写完。

    现在电话那头换了人。老板说话干脆,句句落到实处,没有那句“先把你的歌写完”。

    我把手机放回桌上,走到窗边。楼下有人在遛狗,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我想起录音棚里我的工位,桌上那盏旧台灯,还有键盘旁边永远贴着的一张黄色便利贴。“今日加浓。”四个字,她写了五年。我从来没问过她为什么写这四个字,就像她从来没问过我,为什么那个工程文件五年不删。现在那张便利贴不会有了。工位上大概会空一块,像缺了颗牙。

    我拉开吉他包的夹层,把那张纸抽出来。纸还在,折了又折,边角磨得发软,上面写着四个字:写给你的。

    纸底下压着另一张东西,黄色的,边角有点卷,是便利贴。她走之前,放在我吉他包里的。上面写着:“最后一天。少熬夜,歌写完,第一遍放给她听。”

    我把便利贴拿起来,看了很久。字是她的字,圆圆的,一笔一划,跟给书贴价签的笔迹一样。

    便利贴不会再有了。我清楚这个。

    以前我桌上的便利贴,全是她的。“今日加浓。”四个字,天天一张,五年。从某一天起,它不来了。我那时候没在意,现在想起来,那四年多里,我竟然从来没有数过,她一共贴了多少张。

    我把便利贴夹回纸里,折好,塞回吉他包最里层。

    第二天上午,我去书店。

    她正在柜台后面给一摞新书贴价签,听见门铃响,抬头看见我,说:“你今天来得早。”她头发长了一点,没戴帽子,额角露出来。出院以后精神好多了,脸色还是白,但眼睛有神。

    “昨天下午,棚里打电话来。”我说。

    她手里的笔停了一下,又接着贴:“催你回去。”

    “嗯。王哥那单开工了,下周一,点名要我录。”

    她贴完手里那张价签,把笔放下,看着我:“那你回去吧。”

    “我回去把《天井》录出来。”我说,“正式的版本。录好了,第一版发给你。”

    她没接话。过了一会儿,她低下头,把价签一张一张码齐:“好。”

    “这次是真回去了。”我说。

    “我知道。”她说,“你歌都写完了,留在这儿也没事了。”

    “不是没事。”我说,“录完我还回来。”

    她抬起头,看着我,没说话。窗外有车开过去,风铃在门口轻轻响了一声。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她说。

    “上次我没说。”我说。

    她想了想:“好像也是。”

    我站在柜台前,看着她。她被我盯得不自在,把一摞书往旁边挪了挪:“看什么。”

    “看你。”我说。

    她没接话,耳朵根有点红。过了一会儿,她说:“你那把琴,带回去吗。”

    “带回去。”我说,“录完再带回来。”

    “嗯。”她说,“路上注意安全。”

    “嗯。”

    我在书店待了一下午。帮她理书,贴剩下的价签,给绿萝浇水。绿萝从医院搬回来了,放在窗台上,叶子绿得发亮,比住院那会儿精神多了。她坐在柜台后面记账,偶尔抬头看我一眼,又低下头,什么也不说。

    傍晚打烊,我帮她把卷帘门拉下来。铁门哗啦一声落到底,震起一小片灰。她站在门口,围巾裹到鼻子底下,只露出一双眼睛,跟上次她赶我走那天一样。

    “几点的车。”她问。

    “后天早上。”

    “那明天还来吗。”

    “来。”我说。

    她没再说什么。我转身要走,她在后面叫我:“沈暮。”

    “嗯。”

    “你把歌录好。”她说,“我等着听。”

    “好。”我说。

    那天夜里,我坐在出租屋的窗边,把《天井》又弹了一遍。没有开灯,只有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唱到副歌最后一句,我停了一下,想起她坐在书店那把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听我唱完的样子。唱完,我把吉他收进包里,拉好拉链。

    我走出巷子,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北京的风还是干,吹得脸发紧。我摸了摸兜里那张折好的纸,隔着布料,能摸到折痕。

    明天还去书店。后天早上,我回成都。

    把《天井》录出来。录好第一版,发给她。

    然后,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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