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早上，她来得比平时早。门一开，她拎着两杯豆浆站在外面，说：“今天不写东西，我把《天井》再听一遍。”
我说：“进来吧。”
豆浆还是热的。她坐在窗边，一口一口喝完，才把手机拿出来，放工程。放到副歌前面，她用手指在空气里点了四下，说：“你听，这里。”
我凑过去听。副歌前面确实空了一截。前面是琴，后面是人声，中间隔着一条缝，像一句话说了一半，等着有人接。
我说：“这个地方，我一直留着，没想好放什么。”
她说：“你留对了。”
她说：“缺的是大提琴。”
我说：“大提琴。”
她说：“那种声音要沉下去，像从地底下长出来的，隔着一条街说话。不是吉他，吉他太亮。不是贝斯，贝斯太油。是琴弓搭上弦的那一下，一搭，整个屋子都安静下来。人声是水面上的，大提琴是水面下的。船在上面走，看不见底下，但知道底下有东西托着。大提琴一响，人先沉下去，再浮上来。听的人不用懂琴，身体会先知道。”
她哼了一句当面把歌唱完，哼到最后一个字，气是虚的。她说：“你听，这一句是喘着说的。喘着说的话，底下得有人接住。大提琴就是那个接住的人。人声在上面喘，琴在底下托着，一口气才落得下来。”
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大提琴。”
她说：“我在北京听过一场音乐会，散场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那个低音还在耳朵里，一路跟我回了酒店。像井底的水往上冒。回成都那天晚上，路过老槐树，忽然就懂了，缺的就是它。”
她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个背影。五年前，学校礼堂侧门，下午的光从门缝里斜进来，她坐在一把折叠椅上，弓落下去，很慢，琴声像一扇门开了条缝。我本来要去琴房，路过侧门听见声音，就站住了。她拉完一曲，没停，又从头拉了一遍。我站在门口没进去，等那扇门关上才走。那首曲子我不知道名字，但那个声音我一直记得。后来我再路过侧门，门都是关着的。那是我唯一一次听她拉琴。
我说：“我见过你拉琴。”
她愣了一下，说：“在哪儿。”
我说：“礼堂侧门，五年前。你一个人坐在那儿，拉了一下午，拉完一遍又一遍。”
她看了我很久，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说：“你的琴还在吗。”
我说：“在。在北京，落灰了。”
她说：“我的也落灰了。学了十年，说停就停了。”
我问：“为什么停。”
她说：“琴是别人的句子。考级是别人的曲子，比赛是别人的曲子，老师教的也是别人的曲子。老师说我有天分，可我越拉越觉得，天分是别人的，我只是替它出声。我拉了十年，拉的全是别人说过的话。”
我说：“那你现在说了。”
她没接话，低头把工程又放了一遍。放到副歌前面，她停下来，说：“我想在这儿加一段大提琴，四拍，喘着进。那句当面把歌唱完，是喘着说的。琴也得喘着进，一弓下去带着气，然后人声再进来。”
我说：“那句词，是我写得最费劲的一句。”
她说：“我知道。所以你给它留了气口。”
我说：“好。”
她说：“弦我已经买好了。前几天逛到琴行，鬼使神差就买了。你看，琴都不拉了，弦倒是先买好了。”
我说：“弦在哪儿。”
她说：“抽屉里。回北京就换上去。琴在窗边放了三年，弓挂在墙上，回去先换弦，再调琴，可能要调两天。”
我说：“不急。”
她说：“急。《天井》等着呢。”
她说：“井是你挖的，歌是你写的，弦归我。”
我说：“那这根弦，是你井里的。”
她想了想，说：“嗯。”
下午，我们去回声堂。门还没开，老板从里面出来，看见她，说：“昨儿刚唱完，怎么又来了。”
她说：“借你屋里坐坐，用一下电脑。”
老板看了她一眼，没多问，把门让开。屋里还是那股牛油味。她径直走到那把椅子跟前，坐下去，手指在扶手上划了一下。她说：“五年前，我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看你把工程名改成天井的。那天你也坐在这儿，敲了很久。我说这名字好，井口小，井底深。你说，歌也是这样，口子小，里面大。”
我说：“你还记得。”
她说：“都记得。”
她打开工程，找到《天井》，在副歌前面敲了一行字。
大提琴，四拍，喘着进。
她把这行字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说：“够了。等你把声音做出来，这七个字就活了。这行字先留着。等我真把琴声录进来，再把它删掉。”
我说：“留着也行。”
她说：“不行。录完就删，到时候它就不是注释了。”
她说完，手指在屏幕上那行字上停了一下，说：“你造这口井的时候，想过里面会有琴声吗。”我说：“没想过。”她说：“我替你想过了。”
老板端了三杯水过来，问：“你们在弄什么。”
她说：“往井里放一根弦。”
老板没听懂，也没再问，放下水走了。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问：“昨儿那大爷的曲四，写好了没。”
我说：“再欠一周。”
老板说：“他记性好着呢。”
她在椅子上又坐了一会儿，才把工程保存，关掉电脑。她说：“走吧，回去收拾东西。”
傍晚我帮她收拾行李。东西不多，一个箱子，一个双肩包。她把那把椅子拍了一张照片，存进手机。我问她存这个干什么。她说：“不干什么，就是想记住。琴在北京落灰，这间屋子替我坐了一下午。”
收拾到一半，她说：“玉林那家面馆，我还没吃够。”
我说：“下次来再吃。”
她说：“下次来，弦就换好了。”
她把双肩包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又放回去，最后找出一根皮筋，把头发扎起来。她说：“明天别送太远，就到门口。”
我说：“嗯。”
夜里她做了个梦。她醒过来，跟我说：“梦见一口井。井很深，水很清，能看见底。井底横着一根弦，像晾衣绳晾在那儿。我伸手想拨，又不敢拨，怕一拨，井就醒了。”
我说：“那根弦是琴弦。”
她说：“嗯。原来《天井》里一直有一根弦，等着我回去接上。”
我说：“那它是你的琴。”
她想了想，说：“等我拉完，你来唱。”
我说：“好。”
她说：“晾衣绳的第二句也写上。我拉琴的时候，你在旁边写。写好了，第一个给我听。”
我说：“不给别人。”
她笑了，说：“连小满都不给。”
她说：“今天下午，我在那间屋子里坐了一下午，忽然觉得，我和琴都很久没这么踏实过了。”
她说：“我小时候练琴，练到最烦的时候，就把琴横过来当床，躺在地板上听。躺十分钟，能听见木头里嗡嗡的，像井。从那天起我就知道，琴里面也有一口井。”
我关灯躺下。隔壁她翻身的声音传过来，很轻。窗外的月亮很亮，照进屋里，像井口的光。
第二天早上九点的飞机。我送她到门口，她拉着箱子，回头看了一眼这条街，说：“琴在北京，弦在抽屉里，《天井》在工程里等我。”
我说：“三样东西，都在往一个地方去。”
她没说话，拖着箱子走了。轮子滚在石板路上，声音很轻，一直滚到街角。出租车司机下来帮她把箱子放进后备箱。她站在车门边，又说了一遍：“等我拉完，你来唱。”
我说：“记着呢。”
她坐进车里，车门关上。车拐过街角，看不见了。
车开出去几米，又停下来。她把车窗摇下来一半，说：“等我换好弦，第一段先录给你听。”
我说：“好。”
我往回走，走了两步，又回头。街口空了。旧货店的收音机又响起来，放的是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站了一会儿，等它放完，才转身回去。
屋里窗开着，风把桌上的纸吹起来。我拿起那张纸，写了四个字。
大提琴，四拍。
写完，我把它压在台灯下面。
琴在北京。弦在抽屉里。《天井》在工程里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