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上，我去了回声堂。
电梯还是那股牛油味。以前每次来，我都嫌它冲。今天站在里面，我多闻了一下。楼下火锅店的卷帘门半拉着，麻将馆还没开门。七楼，走廊尽头，回声堂的玻璃门。
我拿钥匙开了门。屋里暗，我没开灯，先站在门口看了一圈。
东西比我想象中少。一张调音台，一对音箱，两把椅子，靠墙一排机架，指示灯全灭了。墙上那张排期表还贴着，六首歌，四周，一格一格，全划完了。
我把它揭下来，叠好，放进口袋。这张纸排过《麦子熟了》的混音，排过《夏至》的两天，排过老周周五下午的空。它排完了，我也该走了。
抽屉里东西不少。写满的谱子，一支用秃的笔，几张旧发票，还有一根断了的琴弦。我把谱子归拢，发票扔掉。那根断弦我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它断在哪儿，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录《夏至》那回，唱到最远的你，弦先撑不住了。我没舍得扔，收进了口袋。
那把椅子，我没动。
它就该留在这儿。五年前，她坐在这把椅子上，一个字一个字，把我的工程名敲成天井。那天下午的光从西窗进来，落在她手背上。她敲完，按了一下空格，回头冲我笑。
那是这间屋里，她坐过的唯一一回。可这椅子上的印子，比谁坐的都深。上周王哥说，椅子都坐出印子了。他说得对。
我坐上去，坐了一会儿。窗朝西，上午还晒不进来，光从窗帘缝里漏成一道。从这儿看出去，能看见老槐树的树冠。
中午，我去楼下复印店，把歌词本复印了一份。
老板娘问：“印几份。”我说：“一份。”她说：“这年头歌词本可不多见了。”我说：“写了五年，就这么一本。”她哦了一声，没再说话。
印完，装订好，我翻了一遍。复印件上，她的字还在：喘着说，才是心里话。还有那句：我听了两遍，第二遍才敢跟着唱。
字能印下来。人，我带回北京。
下午，房东来收房。他查了水表和电表，把押金算给我。他说：“屋子收拾得干净。”我说：“住了这些年，有感情了。”他说：“有感情是好事，说明没白住。”
他走了以后，我站在屋里，最后看了一圈。这间屋子，她来过。那晚她睡在隔壁，翻身的声音很轻，窗外的月亮很亮。我把床单叠好，把窗关上，把钥匙放在桌上，带上了门。
回到棚里，我坐在那把椅子上，拿了一张新谱纸。
我想给小满留一首歌。
写歌这事，急不得。我在纸上写写划划，写了几行，全划掉了。第一句不对，第二句也没长出来。后来我不写了，靠在椅背上，想她写歌的样子——抱着旧吉他，闭着眼睛，把日子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写歌五年，头一回进录音棚。她说，歌写完了，心里空了一块。她说，将满未满，才有下一句。
我重新拿起笔，写了一句：
我唱过的每一句，都是下一句的开头。
这句是给她的。她唱了五年，每一句都是下一句的开头。剩下的路，她自己走。
我把这句抄在干净的那张谱子上。前奏写在上面，第一句写在下面，第二句空着。谱头空着，我想了想，写了个名字：《下一句》。
歌名有了，第一句有了。剩下的，留给小满。
我又把谱子展开，在背面写了一行小字：写完了，第一个唱给我听。
写完，重新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给小满。
隔了两天，小满来了。
她站在门口，没进来。她看着空了一半的控制室，说：“真要走啊。”
我说：“嗯。”
她走进来，把吉他放在地上，在那把椅子上坐下来。她说：“这把椅子，我也坐过。”
我说：“坐吧。”
她把吉他抱起来，弹了三个音，又放下。她说：“这屋里的回声，比别处好。”我说：“棚叫回声堂。”她说：“唱出去的，都有回声。”
她坐了一会儿，说：“棚空了。”
我说：“东西收拾完了，就空了。”
她说：“歌呢。”我说：“歌还在。写在纸上的，都还在。”她想了想，说：“也是。”
她说：“下月新乐队来，这儿会热闹。”我说：“热闹好。”她说：“可这屋子的回声，是你留下的。”我没接话。
我把信封递给她。她接过去，看到信封上的字，没拆。她说：“是什么。”
我说：“一首没写完的歌。”
她捏了捏信封，说：“你也会留一半啊。”
我说：“留一半，她才写得下去。”
她把信封收进琴盒，说：“我写完那天，唱给你听。”
我说：“好。”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说：“周六，我多唱两首。”我说：“好。”她说：“你走了以后，这首我慢慢写。不急。”我说：“不急。”
夜里，我给她打电话。
她接起来，说：“收拾得怎么样了。”
我说：“都好了。棚里收拾利索了，屋也退了，钥匙都交出去了。”
她说：“歌词本呢。”我说：“印了一份，留给王哥了。”她说：“原件呢。”我说：“在我箱子里。”她说：“那就好。”
她停了一下，说：“小满的歌呢。”
我说：“写了。写了一行。”
她说：“什么。”
我念给她听：我唱过的每一句，都是下一句的开头。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她说：“这句，像我说过的话。”
我说：“是你说的。满到头，也是下一句的开头。我写的时候，想的是它。”
她说：“好。她会写下去的。”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那边，还有什么没收拾的。”
我想了想，说：“没有了。”
她说：“那等你来。琴擦干净了，弦换好了，音也调过了。就等你。”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窗边。老槐树的影子，又横在窗台上。
周五傍晚，王哥来了。我把歌词本复印件递给他，说：“这版你留着。”王哥接过去，翻了两页，说：“这字，哪些是你写的，哪些是她写的。”我说：“都有。”他说：“那我收好了。以后有人问我，你这几年在成都干了什么，我拿这个给他看。”
我说：“行。”
他说：“六首歌的钱，今天到账了。”我说：“收到了。”他说：“成。”他说：“你那个《天井》，回头传我一份。”我说：“好。”
他说：“小满那封信，她拿了。”我说：“嗯。”他说：“她放琴盒里了。”我说：“我知道。”
我掏出钥匙，放在调音台上，说：“棚的钥匙。”他说：“行。下月新人来，我让他们先用着。”他看了一眼那把椅子，说：“这把椅子，别扔。”我说：“不扔。”他说：“椅子在，回声堂就在。”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说：“周六晚上，我也去老槐树。”我说：“好。”
周六早上，我把最后一箱东西搬下楼。太阳很好，楼下火锅店还没开门，红油的味道已经从卷帘门缝里飘出来了。
我把箱子放进后备箱，拐到旧货店门口。店开了，红壳收音机放在柜台上，响着，放的还是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站了一会儿，等它放完，才走。
然后我去玉林面馆吃了最后一碗面。老板认得我，说：“辣子少。”我说：“嗯。”他端上来，又说：“走啊。”我说：“走。”他说：“那下回再来。”我说：“来。”
我吃完面，绕到老槐树底下。木牌还挂着：把歌唱完，再走。
成都的夏天，还剩最后一天。
今晚，唱完，我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