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念头，是那天夜里定下来的。
她说，想说什么，就当面说。我在琴房把那句话说给她听了，说的是歌的事。可还有一句，我攒了五年，一直没找到胆子说出口。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把那句没说的话翻出来，又压回去，压回去，又翻出来。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一条白的，横在枕头上。我盯着那条光，一直到它挪到墙上。
复查的日子也近了。我想在那之前，把这件事定下来——让她知道，有些话，不用等到检查报告出来，才有人说。
第二天一早，我到工作室，关上门，站在琴房中间。
绿萝在窗台上，老槐树的枝丫在窗外。四下没人。
我清了清嗓子，说：“知意，我……”
说到一半，卡住了。
绿萝的叶子一动不动，像在等我说完。可我等了五年都没说完，它等一夜，也等不到。
第二遍，我换了个说法：“你愿意……”
还是不对。这话不像我。我在台上唱《天井》的时候，从没打过磕巴。可这三个字，比一整首歌都沉。它压在我心上五年，我写了上百首歌，都没把它压下去。
第三遍，我说：“我想跟你……”
说到这儿，自己先笑了。笑得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
原来写歌的人，也有写不出来的句子。
晾衣绳的第二句，我找了五年，一直空着。这句话，我也找了五年。今天我才想明白，它们是一回事——都不是写给所有人的，都是写给一个人的。写给所有人看的句子，我一天能写十句。写给一个人的句子，五年，还没落笔。
我坐到调音台前，把吉他拿下来，想试着把这句话写成歌。弹了两句，又放下了。不对。这句话不该唱出来，也不该写下来。它得是当面说出口的，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给她听。
我翻了翻写歌的本子，翻到空白页，提笔写了一句：我想跟你，把日子过完。
写完，自己看了一会儿，划掉了。
不是这句话不好。是它太像歌词了。我要说的，是一句没有曲、没有韵的话。我把那页纸撕下来，叠好，收进琴盒内袋——等哪天它不再像歌词了，我再把它拿出来。
下午，赵北川推门进来。他是来拿落在这儿的谱子的。
他进门，看见我站在琴房中间，对着窗外的老槐树，嘴里念念有词。
他靠在门框上，听了一会儿，说：“你这是，跟树求婚呢。”
我回头看他，没说话。
他走进来，坐到沙发上，说：“练几遍了。”
“三遍。”我说。
“成了吗。”
“没成。”我说。
他乐了，说：“你写了五年歌，还差这一句。”
“这一句，”我说，“比五年都难写。”
北川难得没接话。过了一会儿，他说：“要不，我给你当司仪。”
“还早。”我说。
“不早。”他说，“你把日子定下来，提前叫我。司仪词我都想好了。”
“你司仪词都想好了。”我说。
“想好了。”他说，“就一句：他写了一首歌，写了一辈子。今天，他把最后一句，唱给一个人听。”
我看着他，没接话。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说：“定哪天了。”
“这个周六。”我说，“书店，关门之前。”
“书店。”他说，“行。那地方好。她在自己的地方，才接得住。”
“她接不接得住，我还不知道。”我说。
“你怕她不答应。”他说。
“我怕的是，”我说，“我连那句话都说不利索。”
他看了我一会儿，说：“别怕。你在台上唱《天井》那晚，底下两百人，你都没抖。这回就一个人，你抖什么。”
“一个人，”我说，“比两百人难。”
他没再说什么，拍了拍我的肩，走了。
傍晚，我路过书店。灯还亮着。我站在马路对面，隔着玻璃看她。
她在给一个熟客找书，弯着腰，在书架最底层翻了一阵，抽出一本，拍了拍灰，递过去。熟客接过来，翻了两页，点点头。她笑了。
落地窗里的灯是暖的，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铺到门口的台阶上。
我在马路对面站了很久，直到她把熟客送走，转身回到柜台里。她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开始收拾，把书一本一本归位。然后她走到落地窗前，伸手拉窗帘。
拉到一半，她停了一下，往窗外看了一眼。
那一眼，正好落在我站的方向。我往路灯后面躲了半步。她什么也没看见，把窗帘拉上了。
窗帘拉上以后，她没有马上走。我看见她的影子停在窗边，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往里走。
那扇窗，她看了五年。窗前的旧沙发，坐出了一个坑。她在这间书店里，把日子过成了她想要的样子。
有些话，该在看着她的地方说。就定在这儿了。
夜里回到家，她已经在屋里了。我换了鞋，没立刻进去，站在门口，看了看她的背影。她坐在灯下看书，头发别在耳后，安安静静的。
我忽然想，五年前，我不知道这个人在哪儿。五年后，她坐在我家里，给我留着一盏灯。
那句话，我等了五年。其实不是等一个时机。是我一直怕，怕开口太重，怕她万一没接住，怕我们连现在这样都回不去。
可她接住过我那么多次。这一次，该我接她了。
我回到自己房间，关上门，从成都带来的那个箱子最底层，翻出一个旧盒子。
盒子是皮的，边角磨白了。我打开，里面躺着一枚戒指。
戒指是旧的。我拿起来，对着灯看了一会儿，又用软布擦了擦。它跟着我妈半辈子。我妈留给我的时候说，将来遇见想娶的人，就把它戴到人家手上。我那时候还小，不懂这句话的分量。现在我懂了——它比任何一首歌都旧，也比任何一首歌都重。
我把戒指往自己手上套了一下。卡在指节上，戴不进去。我的手太粗了。
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忽然有点没底。
它该戴在她的手上。我见过她的手——翻书的手，抱琴的手，往冰箱上贴便利贴的手。她左手腕上有一道淡疤，她从没说过那疤是怎么来的，我也从没问过。戒指会戴在那一只手的手指上。疤在手腕上，戒指在指头上，一个在上，一个在下，都跟着她过日子。
万一，戴不上呢。
我把戒指放回盒子里，合上盖子，在手里握了一会儿。
还不到时候。
可时候，我定好了。这个周六，书店关门之前。
我躺下的时候，把盒子放在枕头边上。又打开看了一眼，再合上。
从明天起，我就是揣着一件大事的人了。
夜很静。隔壁房间，传来一声很轻的琴响。她知道我还没睡，拨了一声，像在问我，怎么还不睡。
我没应。我在心里，把那句话又过了一遍。每过一遍，它就沉一分。可我不怕了。它沉，是因为它是真的。
周六，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