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北京城里的槐花开得正好。
满街都是那股甜味，不冲，远远地跟着人走。骑车的人从树下过，都要慢下来半拍。
早上出门，楼下的槐树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我在树下站了一会儿，闻够了才走。
回声的墙上，多了一张排期表。
是我照着王哥当年那张画的——日子一格一格排开，从五月排到七月中。五月，把北川牵线那位民谣小姑娘的小样混完，她说奶奶想存进收音机里听；六月，一支广告的配乐，四段，每段三十秒；七月初，一支大学乐队要进棚录三首歌，贝斯手是北川看演出认识的哥们儿。我拿铅笔写，做完一行，划一行。排期表底下，我用小字写了一行：别贪。活会有的。
她中午关了书店门，来棚里送饭，站在墙前看了一会儿。
“你也有排期表了。”她说。
“以前是等活上门。现在，是活排着队等日子。”
“像样。”她说。
她把饭盒搁在调音台上，又看了一眼。“排到七月了。”
“嗯。排到七月，夏天就来了。”
饭盒是旧的那个，两层。一层米饭，一层两个菜——番茄炒蛋，凉拌黄瓜。她收饭盒收得慢，把筷子对齐了才盖盖子。
中午吃饭，她忽然说：“王哥早上给我发消息了。”
“他说什么。”
“问你《天井》什么时候发。说成都那边，有人问了。”
我夹菜的筷子停了一下。那首歌，从五年前空着的四拍，到婚礼上她的琴把那四拍填满，我知道它迟早要发出去，给更多的人听。可心里总有一点舍不得——像养了许多年的东西，要放它出门。
“再等等。”我说，“它还没长完。”
她没追问。她从来不追问。她只是把那句话记下了，像替我收着一样东西。过了一会儿，她说：“等它长完了，我跟你一起去发。”
“好。到时候，你在场。”我说。
她低头吃饭，没接话。耳朵根有点红。
下午她在里间琴房练琴。我在外间把民谣那首小样的混音收了尾，人声往前推了一点点，气口留宽半拍。给小姑娘发过去，她回：“好听。我奶奶说，下回录新歌还找你。”
里间传来琴声，练到《天井》四拍那个地方，停了一下，又续上——她如今不数拍子了，凭感觉进，进来得稳稳的。那四拍，从婚礼以后，就成了她身体里的一截气。
我在外间听了一会儿。她如今拉的曲子，大半我都听熟了。从前隔着两千公里听，现在隔着一面墙。墙是隔音的，可琴声低低地透过来，像日子自己会找缝隙。
五点多，她出来说：“走吧，去买菜。”
“今天想吃什么。”
“槐花。”她说，“我妈说，她们小时候，槐花拌上玉米面，蒸着吃。”
菜场门口真有人卖槐花，用干净的纱布兜着，白里透着一点青。卖花的大妈说：“这茬槐花，就这两天。再往后，就老了。”她挑槐花挑得仔细，专拣没开透的，又买了一小袋玉米面。回家路上，槐花在她手里晃，香气一阵一阵的，甜得不冲。
回家的路经过工作室，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绿得浓了。我指给她看：“它比刚搬来的时候，密了一倍。”她看了看：“树不着急。它知道夏天要来。”
她蒸槐花。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她把洗好的槐花拌上玉米面，撒得匀匀的，一粒一粒都裹上了面。
“你还会这个。”我说。
“现学的。手机上看的。”
“现学的也像样。”
她没回头，耳朵根有点红。她经不住夸，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
槐花蒸好，一人一碗，浇上蒜汁。她先尝了一口，自己咂了咂，说：“淡了。”
“不淡。”我说，“正好。”
吃完饭，她给窗台的绿萝浇水。水壶嘴有点歪，浇起来沙沙的。
“它又长了一片。”她说。
“它跟日子一样，见风就长。”
“来咱家的时候，才几片叶子。”她说，“现在，满盆了。”
“出去走走。”她说。
我们下了楼。天还没全黑，楼下的路灯刚亮，有人在街边浇花，见我们过去，点了点头。槐花的香气在傍晚更浓，甜而不冲，一阵一阵的。
她走在我左边。走了半条街，她忽然说：“沈暮，你说，咱们的日子，是不是就定下来了。”
“定下来了。”我说。
“不慌。”她说，“就是定下来了，才不慌。”
上楼的时候，她说：“等七月那支乐队录完，咱们请北川吃顿饭吧。他给咱牵了这么多活。”
“好。”我说，“他卖了那么多房子，没请他吃过一顿好的。”
她笑了一下。
夜里，她坐在沙发上看书。我把吉他拿下来，坐在窗边，随手拨了几个音。这把琴跟我最久。五年前在礼堂，抱的也是它。
路灯的光透过纱帘进来，落在她翻书的手指上。窗台上那盆绿萝，叶子绿得发亮。
我弹了一首老歌的前奏。那首歌没有名字，谱子上只写着一个日期——五年前在礼堂，没唱完的那首。她翻书的动作慢下来，没有抬头。
弹完，我停了停，又弹了《夏至》。弹到“我把一整个夏天，唱给太阳底下最远的你”，我停下来。
“怎么不弹了。”她问。
“最远的你，现在就在旁边坐着。”我说。
她放下书，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那你再弹一遍。”
我又弹了一遍。这一遍，她跟着哼。声音不大，正好落在我下一个音的怀里。
弹完，屋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有风，槐花的香气一阵一阵进来。
“从前写歌，是写给一个够不着的人。”我说。
“现在呢。”她问。
“现在写给身边的人。写一句，她在，就成一句。”
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把书搁在膝上，说：“沈暮，你的歌，我一句都没落下过。从前是隔着电话听，现在是坐在你旁边听。”
“哪个好。”
“都好。”她说，“可坐在这儿听，心里不慌。”
我放下吉他，坐到她旁边。她的头靠过来，靠在我肩上，没再说话。
书桌上，那本新本子还摊着。第一页只有一个日子，是我那天早上写的。旧的那本，睡在抽屉里。我想，等排期表上七月的格子划完，等这个夏天过去，新本子该有第一句词了。不急。字会自己来的，像日子一样。
我想，我这一辈子，大概就是这样了：写歌，有人听；过日子，有人陪。歌是一条线，她是另一条线。两条线本来隔着一千多公里，如今在同一个屋檐底下，绕成了一个结。
结不紧。松松散散的，正好过日子。
从前我以为，唱歌的人，得有台子，得有掌声。现在才知道，台子可以很小，小到只有一个人；掌声可以很轻，轻到她翻书翻到一半，停下来听。
日子落到这儿，就稳了。
事业是墙上那张排期表，一格一格，排到夏天。她是窗台那盆绿萝，不声不响，一直长。
写给她的歌，本来就没个写完的时候。今天写完了，明天还有新的日子，等着落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