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律师一下被问住了。
“什么意思？”他把手里的笔搁下来。
“就是这个赠与协议公证，需要受赠方配合吗？”
严律师看了周开飞一会儿，确认他不是在开玩笑，“周总，您的意思是说，对方有可能不接受？”
周开飞点了一下头。
严律师往椅背上靠了靠。
“法律上，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严律师开始解释，“您单方面做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对方表示接受，合同就成立了。对方要是拒绝，合同就不成立。签协议的时候，如果对方不在场、不签字，这份协议在法律上只能算‘要约’，对方只有明确表示接受，这个要约才变成生效的合同。”
“我做了公证呢？”
“公证解决的是‘这个要约确实是你自愿提出的、确实没有受到胁迫’。”严律师说，“公证不能代替对方的接受。对方不点头，协议签了也是废纸。”
周开飞往圈椅背上靠了靠，手指搭在扶手上，没说话。
严律师把笔放下，想了一下措辞：“周总，我多一句嘴。您做这份赠与，对接受赠与的人有没有可能拒绝，您心里没底？”
“对。”
“那您知道她为什么可能拒绝吗？”
周开飞没立刻回答，安静了好一会儿。
“她那个脾气，我大概知道。”他最后说了一句。
“如果对方真的拒绝，还有一条路。”严律师说，“您可以做一份‘单方允诺’。”
“单方允诺？”
“对。单方允诺跟赠与合同不一样。赠与合同是双方行为，单方允诺是您一个人做出的书面承诺，不需要对方签字。您把承诺书公证之后交给对方，对方什么时候想要了，随时可以拿着这份允诺书来主张权利。在此之前，这份权利一直放在她那里，她不动，就永远不动。”
周开飞听完，想了一会儿。
“这个东西，如果对方一辈子不确权呢？”
“那就一辈子放在那里。”严律师说，“您活着的时候，股份还是您的，投票权、分红权，一样不受影响。您走了之后，这份允诺书如果还在她手里，她可以凭这份文件来主张权利。但前提是她愿意来。”
“那如果我不在了，她也不来主张呢？”
严律师沉默了一拍。
“那这份股份就按法定继承走，跟她没关系了。”
周开飞把这句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行，我大概明白了。”他说，“也就是说，我没办法把东西直接放到她名下，是吗？”
“没办法。”严律师说得很干脆，“除非她本人签字接受，否则任何形式的单方面安排，在法律上都只是‘我愿意给’，而不是‘她已经有了’。”
他停了一下，补了一句：“连继承都可以放弃的。哪怕你在遗嘱里写了给她，她如果不想要，照样可以不领。法律不能强迫一个人接受财产。”
周开飞点了点头，没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我现在需要一个私人律师，你这边能提供什么类型的服务？”
说到这里，他又站了起来，走了几步，手在空中挥了几下。
“能不能做到像电视剧里面演的那种，我放了一些重要文件在律师那边。万一哪一天我失能了，这个律师站出来，在一群人面前，拿出一堆文件来保障我的意志继续贯彻下去。”
“你能明白我说的那种意思吗？”
严律师坐在圈椅里，看着他比划完，才开口。
“明白。您说的是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或者更宽泛一点，私人法律顾问兼任家族事务执行人的角色。电视剧里演的那种，律师在关键时刻拿出一份文件，当众宣读，然后按照文件里的安排把事办了。”
“对，就是这个意思。”
“能做到。”严律师说，“但这套东西的关键不在律师，在文件本身。文件得提前做扎实，权限得写清楚，什么情况下触发、触发之后律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得一条一条列明白。律师只是执行人，不是决策人。他拿出来的那份文件，才是真正管用的东西。”
周开飞回到座位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委托方把一些重要文件放在律师这边，怎么约束律师的行为不泄密？特别是那种涉及家族传承的，涉及的利益可能都是几十上百亿的。”
严律师没有立刻回答，他想了一会，回答得很慎重。
“周总，我说一句实话，律师的保密义务，虽然法律上有明文规定，泄露委托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轻则吊销执照，重则刑事责任。但一份涉及上百亿资产安排的文件放在任何一个人手里，这个人面临的诱惑和压力，不是靠职业道德和法律就能完全化解的。”
“那怎么办？”
“常规的做法是拆分。一份文件拆成几份，分别放在不同的律师手里，多名律师之间进行互相约束。”
“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周开飞说。
“是的。所有制度的执行，最终都绕不开人。您说的这种情况，其实可以考虑信托。把资产的所有权和受益权拆开。受托人按信托契约管理资产，受益人按契约拿收益。中间不经过继承程序，不经过遗嘱认证，也不受法定继承顺序的限制。”
周开飞听完，没有显出多少兴趣。
“我们的社会制度和信托其实是有冲突的。”他说，“信托靠不住的。法律和权力，击穿的难度并不高。”
严律师没有立刻反驳，只是把身体往椅子里收了收。
“信托的核心是什么？是受托人对契约的绝对忠诚。”周开飞说，“可受托人是谁？是人。人上面还有管人的人。管人的人上面还有管人的人的人。权力不认契约的时候，契约就是一张纸。”
“那您觉得，放到国外呢？”
“国外更靠不住。”周开飞又摇了摇头，“都是忽悠那些富豪移民的，只要把信托受益人肉体毁灭掉，一切就不了了之了。只要到了别人的地盘上，那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严律师有些无奈，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具体的法律细节不懂，但是底层的社会运行好像又都懂，不好伺候啊。
“周总，您说的这种极端情况，在法律框架内没法讨论。”他小心翼翼地说，“我能给您的建议是，不要把所有的安排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不要把所有的篮子放在同一个法域里。分散，是应对不确定性的唯一办法。”
周开飞把这句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行。”他说，“今天先到这儿吧。我大概明白了。”
他停顿了一会，说：“严律师，你把能提供的服务、大致的报价，做一份文件发给我。我这边考虑一下。”
“没问题。”严律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薄薄的文件夹，“服务内容、收费结构、不同层级的服务包，我那边有现成的模板，回去根据您的情况调整一下，明天发您邮箱。”
周开飞点了点头，又问了一句：“今天的咨询怎么收费？”
严律师愣了一下，随即摆了摆手：“今天就算了，算是我拜访客户。”
“不行。”周开飞说得很干脆，“你飞了一趟，聊了一个多小时，该多少是多少。”
严律师看了他一眼，没再推辞，从包里抽出一张名片放在桌面上：“那这样，按小时咨询费走，从我出门到回所里，半天时间，八千。”
“你把账号发我微信，我一会儿直接转给你。”
“好的，那我先告辞了。”起身走到门口的时候，严律师突然回头说了一句，“周总，您这种情况，还这么年轻，最好的解决办法，其实就是多生几个孩子。”
周开飞笑了，“孩子多了，到时候纠纷也多啊。”
“终归肉是烂在锅里的，您说呢？”严律师笑着回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