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上旬，文章得以排版发行。
文章发行当天，《当代》杂志内部立刻起了轩然大波。才从陕北回来的朱生昌和周长义等人看到《文艺报》上的评论，简直是如坠冰窖。
“——他怎么能这样说我们？”
朱生昌指着那些字：“《平凡的世界》费时多年，反映的又是陕省本地的风土人情，应当是当地的一件大事！撰写此书的路垚是成名作家，为了写这本书，住在煤矿里写作，下矿做了煤矿工人，每日写得通宵达旦、呕心沥血。”
“几经波折，一直不被看好。终于等到了京城来的杂志看中，派出新人编辑前去审稿，不料京城来的专家，却给他造成了最深的伤害！”
这上面说，新人编辑周长义拿了稿件后，不到几个小时就独立做出退稿决定，接着乐哉乐哉回家去了，完全不在乎路垚的生死。《当代》杂志社明知道周长义做的不合规矩，却轻轻放过，从上到下都捂盖子。
“他简直是胡说八道！”朱生昌说。“我们对你做出处罚了！我们‘提醒’了你，让你不得下次再犯！天知道，我们杂志社发了什么了不起的文章，被上级追责下来，都是团结一心，不肯认错的，‘提醒’就是我们极为严厉的批评了！他不知道！”
朱生昌又问周长义：“你当时当真直接退稿了，连一封退稿信也没有写？”
周长义道：“没有写！但这不能怪我，因为路垚知道自己枯燥，要求全文一次性发完，还要在封面大字标注，他怕的就是读者不肯一口气读完他的文章！可就是连我都读不下去，读者凭什么读下去？”
“你真读不下去啊？”
“读不下去！太无趣了！”周长义说。“他的字又写得不好，对我简直是煎熬。”
当时的约稿惯例是：如果作家发觉稿子不被看中，为了保存自己脸面，就会故意提一个匪夷所思的高要求，这样杂志社就“顺理成章”的表示无法满足。
于是，就不是被退稿，而是因为“自己的标准太高”，给双方都留下了体面。算是一种“以退为进”。
问题在于：余切认为，路垚这不是以退为进，而是他知道自己的优缺点，诚实的给出一个方案。
朱生昌道：“余切这篇文章春秋笔法，故意把文坛里面的‘惯例’说得半真半假，让社会上的人，同情路垚的人来批判我们，简直是没有文豪的风度！”
周长义的脑子反倒是很活：他心里面想，古今中外的文豪，还真没有几个心胸宽广的，都是心胸狭隘之辈。
不然哪里会有“文人相轻”一说？
就是那些死了的，活人都想要比出个高下，更不要说同一时代的。
因此，周长义没有搭话。
他既然没搭话，朱生昌还以为周长义已经怕得要命，心里顿时怒了：虽然你余切抓住了我们的把柄，也不至于这么咄咄逼人吧！
周长义就算是个蠢猪，那也是我们的人啊，你怎么就没完了！
“我们都组织一场研讨会了，为了路垚，可以说就是做给余切看的。他一点情面都不留给我们，我认为他是瞧不起我们《当代》杂志！拿我们立威！”
“那个路垚也是不懂事，西影厂吃饭！请他来吃，他闹得大家不愉快！他小时候没裤子穿，和我有什么关系，难道这能怪我？”
“路垚足足有八兄弟，没有饿死已经是运气好！应该努力摆脱这种命运才是，他把钱拿来挥霍买烟，我本就看不起他！怎么反倒成了种贫穷的骄傲！”
朱生昌越说越愤怒，最终，他内心的一根弦断掉了，怒气冲冲的写了一篇批评余切稿件，也发在《文艺报》上。
余切在成就上简直是无懈可击，至少在中国无懈可击。但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而言，朱生昌认为还是可以掰手腕的。
他就向余切对“军旅文学”的见解发了炮：
“有的人是全才！他什么都知道！写知道，如何赏析也知道，现在，如何指导人写，也知道了！建国三四十年间的军旅，对他来说都是过眼云烟，是要被淘汰的浪潮，他称之为‘前几次浪潮’，顾名思义，一浪比一浪高，后续经他指导的军旅文学更好，前面的自然就不好了！”
“他总是批评这，批评那，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而且还要开药方，所有人都不许开药，只能听他来安排！”
发文前，《当代》杂志社内部其实有过争论：要不要在这个时候发文？
一，余切正在角逐诺奖，出于大局，王濛和程荒煤等人绝不能容忍他被人贬低。不需要等余切回击，王濛就绝对受不了的。
二，挑了个刁钻的“军旅文学”来立足，余切虽然眼光如何还不知道，但他自己写出来的是可以的，这不容易辩得过！
朱生昌说：“一，余切得不了诺奖，大众要对他失望！他太顺了，真是太顺了！”
“余切说路垚懂得老陕，所以写出《平凡的世界》！我可以说，我也懂中国人！余切如果拿不到诺奖，中国人要责怪他，要骂他！这都是他该的！”
“二，他写得好，不代表他指导的好。他说写军事让当兵的来，彻底写的专业一些；职业作家就要推陈出新，写出广度！好听的话谁都会说，但我认为是胡说八道！不具备操作性！”
《当代》编辑部面面相觑，最终还是发了。
说到底，是因为瞧不上路垚。路垚可以说是无依无靠，就连借钱都要仰仗自己做农民的兄弟！之所以先前做出道歉的态度，全看在余切的面子上——余切的羽翼可以庇护他看好的有限几个人，他睚眦必报，这是应当被理解的。
但你也不能什么人你都出头，没啥关系的你也出头，你来做皇帝得了呗！
隔了两天，周五，这一文章就发了出来。此时余切的文章影响还没消散，《当代》的批评就来了。
一些地区订购《文艺报》是长期订阅，经常有几期压在一起取的情况。
于是，不少文艺界的事业单位抱来最新的几期《文艺报》，就发现了一种惊愕的怪现象：
前一期，余切批评了《当代》。
后一期，《当代》直指余切。
这是要打仗啊！
简直让人想起民国年间的互撕和对垒。因过去年代的影响，这种互相驳斥已经许久没在中华大地出现过了，两篇文章提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京城，燕大和文学院的联合培训班。
余桦抱着两期《文艺报》拿来给管谟业看。他俩现在都进了培训班，而且成了上下铺。余桦经常不在宿舍内，找自己的爱人去了。管谟业比较老实，他一个人住在京城，就很少离开宿舍。
“余切为了路垚鸣不平，《当代》说余切胡说八道。”余桦言简意赅的说。
管谟业迅速看完这两期评论，然后说：“我得看了《平凡的世界》再做评论。”
“我看了，我看不下去，说实在的。”余桦说。
“我可以看下去。”
管谟业当真把彻底看完。他断断续续花了一天半的时间，看完后说：“这不差，《当代》编辑部眼光有问题，是应该道歉。”
余桦立刻说：“我相信你的眼光，你怎么说，我怎么说；但是《当代》针对余老师的文章怎么样？是不是也有问题？”
“我不懂军旅。”退伍兵管谟业说，“本质上，我并不懂军旅，我就不瞎说了。”
“——那我们写一篇文章支持余老师？”余桦说。
“他们两个打仗，关你什么事情？我的好几篇稿子发在《当代》，你也发过，你得罪他们干什么？”
“你恰恰说反了！”余桦道。“《当代》未必能把我怎么样，但余老师真提拔过我——如果不是他给我机会，我不一定比路垚好很多。”
管谟业沉默不语。他不一样，他的恩师是徐怀忠，就是写《西线轶事》、《阮氏丁香》的那位。徐怀忠是有军衔的，不是个简单的作者。
得益于这层关系，管谟业当年被推荐到杭城会议，以及后续的第一届文学院进修班，他从未使用过余切的任何资源。
余桦见管谟业一声不吭，又道：“我是为了作家共同的权益发话。”
管谟业还是没想好。
余桦说：“你尽管保持沉默，最后余切倒过来看的时候，肯定会瞧不起你。”
管谟业闻言，立刻说“我也写文章说两句话吧！”
“你看！”余桦兴奋极了，“我早说过，你和苏彤本质是一类人，你们都很倔，希望获得关键人物的认可——这个人就是余切！”
“你别说话了！”管谟业当然不会承认。但是，他俩随后还是写了文章做回应，也发去《文艺报》。
沪市，回到文学研究室的王安亿也组织起一批女作家，包括屈铁宁、邓晓华等人。这些女作家各自都很有实力，除此之外，他们的家族也较为有实力。
譬如先锋派作家邓晓华有个在江城大学做教授的哥哥，这个哥哥主要的研究成果，就是“邓晓华的如何如何代表文坛新锐力量”，写得多了，就把邓晓华也确实推起来了。
因此，邓晓华的哥哥，这位江城大学教授，自然也会为余切摇旗呐喊。
京城，东兴隆街一栋旧式木楼，这里是《十月》杂志社的所在地，余切的龙兴之地。《十月》编辑部上下自然都发动了起来，加紧加急为余切写了几篇辩护性质的文章。
“《平凡的世界》确实是好，只是军旅文学到底如何写，余切讲的是不是对的？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陈东杰道。
“让专业的更专业，让职业作家写的更有普遍性。”张守任反复阅读余切写的那些话，确实有点不能理解。但是，张守任还是觉得应该先发文章才行。
“就发在《十月》这里吧！我们先看看情况，要是来不及，就出一个增刊！”张守任说。
“另外，要注意一些有没有新的军旅，尤其是那些符合余切定义的新。”
余切的回应则要比以上回应早得多。
《稿子是如何被退的》发表在周三，周五朱生昌等人的批评发表到位，到了下周一，余切的新文章也到位了。他连写了两篇文章，分别就文坛存在的“隐性规则”写了《‘当代’的‘内幕’》，军旅文学一事写了《让子弹飞一会儿》。
后一文且不用说，《‘当代’的‘内幕’》算是揭开了文坛近年来的规则：当今的文坛，实则是赢家通吃的圈子。作家和杂志都争相获取最稀有的资源——全国性的大刊物，以及最一流的作家。
大众越是对文学的热情消退，文学就越是如同死去的恒星一样，坍塌得水泄不通，成铁板一块！
王濛在京城印刷厂第一时间看了《文艺报》上的评论稿，特地打电话和余切说：“你这篇文章恐怕影响较大，还好没有发到《人民文学》上！”
“怎么，说得太刺痛人心？”
“是啊！”王濛叹道。他眼睛看向《文艺报》，这上面写了不少“隐性规则”：
——有关于“实验文学”为何会受欢迎上，余切写道，“眼下的中国人‘饿肚子’太多年，都是如饥似渴，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一些意识流的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打，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存心让读者难堪！可是，读者却甘之如饴，因为这符合读者对于‘新文学’的想象。”
“这当然是不正常的，并且，把一些故弄玄虚的作家推到了他们不应当拥有的地位。一些朴实的作家不幸沦落，时代的一粒灰砸在了他（她）的头上。”
王濛看了大汗淋漓：因为他是“意识流”的领军人物，虽然近年来他已经不再创作，然而余切这些话，隐隐的也将矛头指向了他。
“你觉得我也有错？”王濛说。
“我不知道。”余切道。“但我认为，我们都是有资历的前辈，对现状应当负有一些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