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北京的雾霾还没散去，我已经站在了安定医院门口。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精神专科医院，将是我们进行田野调查的第一站。
“准备好了吗？”弗洛伊德老师的身影在晨雾中显得格外凝重。作为曾经的精神科医生，他对这个地方有着特殊的情感。
我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白大褂：“准备好了。”
这是我们DEEM模型研究的新阶段——从受控的实验室环境，走向真实的临床现场。李教授帮我们联系了医院的睡眠障碍科，让我们研究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的梦境特征。
带教的王医生是个温和的中年女性，她一边带我巡视病房，一边低声介绍：“这些患者大多经历过重大创伤，他们的梦境往往是对创伤事件的不断重演。”
第一个访谈对象是位消防员李师傅。他在一次爆炸事故中幸存，但失去了三位战友。
“每天晚上都会回到那个火场，”李师傅的声音平静得可怕，“看到他们的脸，闻到烧焦的味道。”
我记录着他的描述，同时注意到他无意识握紧的拳头和微微颤抖的膝盖——这些在实验室里永远观察不到的细节。
“注意到他的身体反应了吗？”弗洛伊德老师轻声说，“在实验室里，你们记录的是数据；在这里，你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
下午，我观摩了王医生的心理治疗。一位因车祸失去女儿的母亲，在描述梦境时突然崩溃大哭。
“她又在我梦里长大了......穿着那件红色的裙子......”
王医生静静地递过纸巾，等待情绪平复。这个场景让我深深震撼——在实验室里，我们把情感简化为数据点；而在这里，情感是如此 raw和 powerful。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的休息室里整理笔记。原园发来消息，她正在做一个关于心理创伤的专题报道。
“听说你在安定医院做研究？可以采访你吗？”
我们约在周末见面。当她听我讲述白天的见闻时，记者本能立刻显现：“这些个案太珍贵了！能不能写成系列报道？”
我犹豫了：“这涉及到患者隐私......”
“当然要匿名处理，”原园理解地说，“但他们的故事值得被听见。”
这个提议让我开始思考：我们的研究除了发论文，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
随着调查深入，我开始注意到一些实验室中无法发现的现象。许多PTSD患者的梦境不仅重演创伤，还会出现象征性的变形。
一位曾经的地震幸存者说：“我总梦见在迷宫里奔跑，后面有东西在追。我知道那场地震，但梦里从来没有直接出现。”
这个发现让我兴奋不已。也许梦境不是简单的重放，而是心灵尝试处理创伤的一种方式？
我把这个观察分享给陈浩，他立刻从计算角度提出了解释：“这可能是大脑在安全环境下对创伤记忆进行‘重新编码’。”
方舟知道后，专门来医院找我。看到真实的临床环境，他深受触动：“在实验室里，我们追求模型的精确；但在这里，我看到的是模型的意义。”
我们开始调整研究方向，不再仅仅关注梦境的情感特征，更关注其在心理康复中的潜在作用。
最难忘的是遇到一位老教授。他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至今仍会梦见被批斗的场景。
“六十多年了，从来没有停止过。”老教授平静地说，“但我学会了与它们共存。”
访谈结束时，他忽然问我：“年轻人，你们研究梦境，是为了消除噩梦吗？”
这个问题让我愣住了。我们一直在追求“治愈”，但也许对某些创伤来说，“共存”才是更现实的目标？
那天晚上，我在值班室和弗洛伊德老师长谈。
“在你们的时代，会怎么帮助这样的患者？”
“我们会尝试通过自由联想和释梦，找到创伤的根源。”他停顿了一下，“但有些创伤太深，无法真正‘治愈’。有时候，帮助患者理解并接纳自己的痛苦，就是最好的治疗。”
这个认知让我对心理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仅是科学，更是艺术；不仅要理解规律，更要尊重个体。
田野调查的最后一周，我们尝试了一个大胆的实验：邀请几位病情稳定的患者参与简化版的DEEM测试。
结果令人振奋。他们的梦境数据显示出独特的模式——情感强度极高，但情感调节能力很弱。这个发现为针对性治疗提供了可能的方向。
离别那天，王医生对我说：“谢谢你这些日子的工作。很多时候，研究者来了又走，但患者一直在这里。希望你们的研究最终能真正帮助他们。”
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心里。回学校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我们的研究，到底是为了发论文，还是为了帮助像李师傅、老教授这样的人？
“不必二选一。”弗洛伊德老师仿佛看穿我的思绪，“好的研究应该既能推进科学前沿，又能造福人类社会。”
回到实验室，陈浩和方舟立刻围上来。听完我的见闻，陈浩若有所思：“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模型的评价标准。准确率很重要，但临床实用性更重要。”
方舟则开始修改算法：“也许可以加入一个‘康复进度’的维度......”
这次田野调查像一次洗礼，让我们的研究从象牙塔走向了真实世界。我知道，从此以后，我们写的每一行代码，设计的每一个实验，都将带着那些患者的面孔。
科研不再只是追求真理，更是承担责任的开始。而这条路，因为有了这样的重量，才显得更加值得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