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中的北师大校园格外宁静，我却在自己的思绪迷宫中找不到出口。桌上摊着三本截然不同的笔记：一本是田野调查的临床记录，一本是DEEM模型的算法推导，还有一本写满了尚未成型的研究构想。
博士生涯近在眼前，我却卡在了最关键的第一步——选题。
“像站在交叉路口，每条路都通向未知的远方。”我对着空荡荡的实验室自言自语。
弗洛伊德老师的身影在暮色中浮现，他审视着桌上散乱的材料，目光睿智而深远：“重要的不是选择哪条路，而是明白为什么要选择。”
第一个备选方向是深化DEEM模型。陈浩和方舟都支持这个选择，毕竟这是我们深耕三年的领域，有扎实的基础和明确的进阶路径。
“我们可以把模型扩展到更多临床群体，”陈浩在昨天的讨论中说，“抑郁症、焦虑症，甚至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梦境研究都很有价值。”
方舟已经画出了技术路线图：“下一步是引入多模态深度学习，让模型能够实时解读梦境情感。”
这条路安全、稳妥，像一条修缮完善的康庄大道。
第二个方向来自田野调查的启发。在安定医院的三个月，让我看到了实验室研究无法触及的深层问题——梦境在心理创伤修复中的神秘作用。
“为什么有些人的创伤会通过噩梦不断重演，而另一些人却能将其转化为象征性的梦境？”我在笔记上写下这个问题，却找不到现成的答案。
这条路充满未知，像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最冒险的是第三个方向——一个近乎科幻的设想：能否通过干预梦境来治疗心理创伤？这个想法源自某天深夜的灵光一现，却让我激动得整夜未眠。
“太超前了，”李教授委婉地评价，“以现有的技术条件，恐怕......”
我知道他的顾虑。这个方向不仅需要心理学的突破，还需要神经科学、计算科学甚至工程学的协同进步。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
就在我陷入选择困境时，原园从非洲发来一封长邮件。她正在报道一个战后心理重建项目，信中描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现象：
“......这些经历过战乱的孩子，最初每晚都被噩梦困扰。但在艺术治疗中，他们开始把噩梦画出来，甚至改编成童话。渐渐地，他们的梦境真的发生了变化......”
这封邮件像一道闪电，瞬间照亮了我的思绪。艺术治疗、梦境转化、心理自愈——这不正是我在寻找的答案吗？
我立即约方舟和陈浩见面。在心理学部顶楼的天台上，我们迎着晚风激烈讨论。
“所以你想研究梦境的可塑性？”陈浩总结道，“通过外部干预改变梦境内容，进而影响心理健康？”
“不止如此，”我激动地说，“我想研究的是，如何激发心灵自身的疗愈能力。就像原园看到的那些孩子，他们不是在消除噩梦，而是在转化噩梦。”
方舟一直沉默地听着，这时突然开口：“技术上并非不可能。如果我们能精准识别噩梦的神经标记，也许就能在睡眠中施加干预......”
“比如在REM睡眠期播放特定的声音？”陈浩接上思路。
讨论持续到深夜。当我们离开天台时，一个全新的研究框架已经初具雏形。
第二天，我带着这个大胆的设想去见李教授。出乎意料的是，他听完后没有立即否定，而是陷入了长久的思考。
“这个选题很有野心，”他终于开口，“它涉及到三个层面的创新：理论层面要重新理解梦的功能，方法层面要开发新的干预技术，应用层面要验证其临床效果。”
他站起身，在书柜前踱步：“这意味着你可能要同时闯三个难关。”
“我知道。”我坚定地说，“但我觉得值得。”
李教授转过身，目光中带着罕见的激赏：“那就去做吧。科学需要有人去闯无人区。”
选题确定的那天晚上，我独自在实验室整理思路。弗洛伊德老师静静地站在窗前，月光透过他的身影洒在地板上。
“您觉得这个选择对吗？”我忍不住问。
“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绝对的对错。”他的声音悠远而深沉，“重要的是，你选择了追随自己的好奇心，而不是安逸。”
他转向我，眼中带着我从未见过的光芒：“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不是那些被证明错误的理论，而是那些因为害怕被嘲笑而放弃探索的想法。”
这句话给了我莫大的勇气。
随后的日子里，我们开始了博士研究的筹备。陈浩决定继续与我合作，专注于开发梦境干预的行为范式；方舟则承诺提供技术支持，设计实时监测与干预的系统原型。
更让我惊喜的是，原园表示愿意提供她在非洲的田野调查点作为研究基地：“这里有很多需要帮助的创伤患者，他们愿意尝试新的治疗方法。”
一切都在向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展开。这个最初被视为“科幻”的选题，正在慢慢变成可行的研究计划。
在提交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前夜，我站在宿舍窗前，望着远方的灯火。这条路注定崎岖，但每一步都充满发现的可能。
弗洛伊德老师出现在我身边，我们一同凝视着夜空。
“知道吗？”他轻声说，“百年前，我提出梦境有意义时，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而现在，你将要证明梦境不仅可以解读，还可以引导。”
我点点头，心中充满对先行者的感激。科学就是这样一代代的传承——在前人点亮的路灯照耀下，向着更深的黑暗探索。
博士论文的选题，不仅确定了我未来五年的研究方向，更确定了我作为学者的使命：用最先进的科学方法，探索人类心灵最古老的奥秘。
而我知道，在这条路上，我将不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