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北京，香山的红叶正盛，我却无暇欣赏。手里紧握着刚打印好的项目申请书，指尖因用力而微微发白。今天，是“梦境引导疗法”项目参加国家级科研基金评审的日子。
“深呼吸，小今。”弗洛伊德老师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这少数人要经历无数质疑。”
我点点头，推开会议室的门。长桌旁坐着五位评审专家，他们的表情各异，但都带着审视的目光。李教授坐在末尾，对我投来鼓励的眼神。
项目汇报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我展示了DEEM模型的进阶版本，演示了方舟设计的实时监测系统，甚至播放了一段原园从非洲发来的视频——当地心理医生对我们设想的热切期待。
然而，当进入提问环节时，气氛骤然改变。
“林同学，”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推了推眼镜，“你的研究听起来很美好，但本质上是在试图‘编辑’人的梦境。这触及了伦理的底线。”
另一位年轻些的评审接着说：“从技术角度看，你的干预方案太理想化了。在REM睡眠期进行声音干预？你怎么确保不会破坏正常的睡眠结构？”
最尖锐的批评来自一位认知神经科学家：“你引用了太多弗洛伊德的理论。要知道，现代心理学已经证明，很多精神分析的概念缺乏科学依据。”
每个问题都像一记重锤。我努力保持着镇定，逐一回应：
“关于伦理问题，我们设计了严格的安全措施，所有干预都需经过受试者知情同意......”
“技术层面，我们已经在小样本预实验中证明了可行性......”
“至于理论基础，我们不仅借鉴弗洛伊德，更融合了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
但我能感觉到，评审们的眼神依然充满怀疑。
结果在三天后公布：项目未通过评审。评审意见书上写着：“创新性不足，可行性存疑，伦理风险较高。”
那天下午，实验室里气氛凝重。陈浩一拳砸在桌子上：“他们根本就没看懂我们的研究！”
方舟相对冷静：“在工程领域，颠覆性的想法最初被否定是常态。”
最让我感动的是原园。她从非洲打来视频电话：“别灰心！我这边已经联系好了合作机构，他们说即使没有国家基金也愿意支持我们的研究。”
李教授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杯茶：“知道爱迪生发明电灯前失败了多少次吗？”
“一千多次。”
“那你知道他怎么说？‘我没有失败，我只是找到了一千多种不行的方法。’”
这些话给了我些许安慰，但真正的转机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渠道。
一周后，我收到MIT怀特教授的邮件。原来，一位评审将我们的项目书转给了他征求意见。
“这是个极具前瞻性的研究，”怀特教授在邮件中写道，“如果你愿意，可以申请我们这边的合作基金。美国的科研资助体系对高风险项目更宽容。”
与此同时，原园的报道在媒体界引起了关注。她以我们的研究为案例，写了一篇题为《当科学遇见科幻：下一代心理治疗的曙光》的深度报道，被多家媒体转载。
报道刊出后，我的邮箱开始收到各种来信。有质疑，有鼓励，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表达合作意向。
最令人惊喜的是一位硅谷企业家来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女儿患有严重的PTSD，传统疗法效果有限。你们的研究给了我希望。如果需要资金支持，请与我联系。”
这些来自民间的认可，与官方评审的否定形成了鲜明对比。
“很有趣的现象，”弗洛伊德老师评论道，“在我的时代，新思想要面对学术界的质疑；在你们的时代，还要面对公众的审视。”
在一个凉爽的秋夜，我们团队进行了长达六小时的讨论。最终决定：接受MIT的合作邀请，同时启动众筹计划，双线推进研究。
“既然主流道路走不通，我们就开辟新路。”陈浩说。
方舟已经开始设计更精简的实验方案：“我们可以先做概念验证，用最少的资源证明核心设想。”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们像创业公司一样运作。我负责研究设计和学术合作，陈浩负责实验执行，方舟负责技术开发，甚至连原园都动用了她的媒体资源帮我们宣传。
众筹计划上线第一周，就收到了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捐款。很多捐款者留言分享自己或亲人受心理问题困扰的经历，字里行间充满期待。
“看这些留言，”弗洛伊德老师感叹道，“科学的价值，最终要由它帮助的人来定义。”
与此同时，MIT的合作基金顺利到位。怀特教授还派来了他的博士后参与项目。
在第二次尝试申请国家基金时，我们调整了策略。不再强调技术的颠覆性，而是突出其解决现实问题的潜力。这一次，我们成功了。
项目获批那天，团队没有欢呼，只有深深的感慨。
“知道我们为什么最终成功了吗？”李教授问我。
“因为我们坚持下来了？”
“不止如此，”他摇摇头，“还因为你们学会了如何让非共识变成共识。”
回望这段历程，我深深体会到：推动科学前进的，不仅是智慧的火花，更是坚持的勇气。每一个颠覆性的想法，都要经历从“异想天开”到“理所当然”的蜕变。
而我们的研究，正在完成这样的蜕变。
站在心理学部的天台，看着脚下熟悉的校园，我知道，这只是开始。前方还有更多非共识的领域等待探索，更多看似不可能的设想等待实现。
但至少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因为真正的创新，从来都不需要所有人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