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小县城的深秋，空气里弥漫着煤烟、尘土和一种萧索的寒意。县人民医院老旧的门诊楼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矗立着，墙壁斑驳，窗户蒙尘，进出的病人和家属大多面色愁苦，行色匆匆。张艳红拖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风尘仆仆地穿过嘈杂的门诊大厅，浓重的消毒水气味混杂着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体味和食物气味，扑面而来，瞬间将她拉回了那个熟悉而又令人窒息的环境。
心脏监护病区在住院部三楼。走廊狭窄而阴暗，两侧挤满了加床，穿着蓝白条纹病号服的老人、神色疲惫的家属、端着治疗盘的护士穿梭其间，空气浑浊而压抑。张艳红的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着，每走一步，胃部的抽搐就更明显一分。她按照三表婶在电话里说的，找到了37床。
病床上，父亲张志强躺在那里，身上连着监护仪，屏幕上跳动着曲折的线条和数字，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脸色是病态的灰败，嘴唇发紫，闭着眼睛，似乎睡着了，但眉头紧紧蹙着，即使在睡梦中，也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看上去比张艳红上次见时（那还是在母亲喝农药前，他打电话来逼她给哥哥钱的时候）苍老瘦削了许多，那个总是中气十足、惯于发号施令的男人，此刻像个脆弱的孩子，蜷缩在白色的被单下。
母亲孙玉琴坐在病床边的矮凳上，背对着门口，身形佝偻，似乎也瘦了一圈，花白的头发有些凌乱。她正拿着毛巾，小心翼翼地给父亲擦脸，动作缓慢而仔细。听到脚步声，她转过头来。
四目相对。孙玉琴先是一愣，随即，那双因长期病痛和心力交瘁而深陷的眼睛里，迅速积蓄起复杂的光芒——是看到女儿的惊愕，是连日煎熬下的脆弱，但很快，这些情绪都被一种更强烈的、几乎是本能的情绪所覆盖：怨怼，和一种抓住了救命稻草般的、带着逼迫的急切。
“艳红？你……你可算回来了！” 孙玉琴的声音嘶哑，带着哭腔，立刻站起身，却又因为动作太猛晃了一下。她顾不上自己，几步抢到张艳红面前，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手指冰凉而用力，指甲几乎要掐进张艳红的肉里。“你看看你爸！你看看他成什么样了！医生说，说是心脏上的大血管堵了，随时都有危险！要马上做手术，放支架！要钱！要一大笔钱啊！”
她的眼泪涌了出来，但流下的似乎不是纯粹的悲伤，而是一种混合了恐惧、无助和强烈索求的液体。“你哥那个没良心的，电话打不通，人影也见不着！这是要活活急死我和你爸啊！艳红，现在可就全指望你了！你是咱家最有出息的，你在外面挣大钱，你不能不管你爸啊！”
连珠炮似的哭诉和质问，带着熟悉的、令人窒息的道德捆绑，劈头盖脸砸向张艳红。那一瞬间，长途奔波的疲惫，对父亲病情的担忧，筹钱的巨大压力，以及母亲这毫不掩饰的、将全部重担瞬间压到她肩上的姿态，让张艳红眼前发黑，几乎站立不稳。她下意识地看向病床上的父亲，心底涌起一阵尖锐的疼痛。那是她的父亲，生命垂危。
“妈，你别急，慢慢说。” 张艳红强迫自己稳住心神，轻轻挣脱母亲的手，走到病床前，仔细看了看监护仪上的数字，又看向父亲灰败的脸。“医生具体怎么说？手术安排了吗？钱……需要多少，什么时候要？”
“慢？怎么慢！你爸的命能等吗？！” 孙玉琴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濒临崩溃的尖锐，在安静的病房里显得格外刺耳，旁边病床的家属和病人都看了过来。“医生说越快越好！先准备十五万！后续还要看！艳红，钱呢？你带钱来了没有？你爸可等不起啊！”
又是钱。永远是钱。张艳红感到一阵反胃，但看着父亲痛苦的面容，她深吸一口气，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妈，钱我在想办法。韩总……我老板，答应先借给我应急。手术费我会负责。但医生的具体方案是什么？手术风险有多大？后续治疗和恢复大概需要多久，费用多少，这些我们都得问清楚。”
“问什么问！人家医生还能骗咱们不成？人家说了要钱就得赶紧交！你不赶紧去交钱，在这儿问东问西的，是不是不想管你爸了？！” 孙玉琴的逻辑简单而直接，她只关心“钱到位”这个结果，过程、细节、风险，都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或者说，她无力考虑，也不愿考虑，她只想把这份沉重的、令人绝望的压力，完全转嫁到女儿身上。
“妈，我不是不管。” 张艳红感到太阳穴在突突地跳，她强压着情绪，试图解释，“问清楚情况，才能配合医生做好治疗，这也是对爸负责。钱我会去交，但……”
“没有但是！” 孙玉琴猛地打断她，眼泪再次汹涌而出，但这次，更多是愤怒和控诉，“张艳红，我告诉你，这是你亲爹！生你养你的亲爹！他现在躺在这儿，半条命都没了！你是他闺女，你就必须负全责！天经地义！你哥联系不上，这个家，现在不就指着你吗？！你在外面风光了，有钱了，就想撇清关系是不是？我告诉你，没门！只要我和你爸还有一口气，你就得管！这是你的本分！”
“必须负全责”……“天经地义”……“你的本分”。
这些词语，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匕首，精准地刺向张艳红内心深处最柔软、也最被反复切割的地方。长久以来，她就是被这些沉重的、不容辩驳的“伦理”和“责任”捆绑着，透支着自己的一切。母亲的哭喊，与其说是在陈述事实，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公开的道德审判，用孝道和亲情做枷锁，将她牢牢钉死在“必须付出”的十字架上。
病床上，张志强似乎被吵醒了，眼皮动了动，缓缓睁开。他的眼神起初有些涣散，慢慢聚焦，看到了站在床尾、脸色苍白的女儿。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发出了一声模糊的、沉重的喘息，然后，又疲惫地闭上了眼睛，眉头皱得更紧。
那一眼，包含了太多东西——痛苦，依赖，或许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羞愧？但更多的，是一种默认的、沉重的期待。仿佛在无声地赞同着妻子的哭诉：是的，艳红，现在只能靠你了。你是女儿，你有能力，你就该承担。
张艳红站在那里，浑身冰冷。病房里浑浊的空气，母亲尖锐的哭诉，父亲沉默的默许，旁边病床投来的或同情或探究的目光，所有的一切，都汇成一股巨大的、令人窒息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挤压着她，几乎要将她碾碎。
她想大喊：我也是个人！我也会累！我也怕！我也有我的极限！哥呢？你们的儿子呢？为什么一出事，所有的责任就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地全成了我的？！就因为我“有出息”？就因为我“心软”？就因为我一次次地妥协？！
但这些话堵在喉咙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对着病床上生命垂危的父亲，对着哭得撕心裂肺、仿佛天塌下来的母亲，任何辩解和反抗，在周围人眼中，都只会显得她冷血、不孝、忘恩负义。
“妈，你别哭了，注意身体。” 最终，她只是干涩地吐出这句话，声音里透着深深的疲惫和一种认命般的麻木，“钱，我会去交。我去找医生问清楚情况。”
她需要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病房，哪怕只是几分钟。她转身，几乎是逃也似的走出了病房，将母亲压抑的哭声和病房里各种复杂的目光关在身后。
走廊里同样拥挤不堪，但她却觉得这里的空气，似乎比病房里稍微稀薄一点。她靠在冰冷的墙壁上，闭上眼睛，深呼吸，试图平复那几乎要冲破胸腔的悲愤和无力感。
“必须负全责”…… 母亲的话语还在耳边回荡。多么熟悉的说辞，多么理所当然的逻辑。在这个家里，似乎从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有能力者，多劳；有良心者，多担。而哥哥，永远是那个“没本事”、“不成器”、“需要我们多帮衬”的例外。而她，张艳红，因为读了书，因为走出了小县城，因为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就自动成为了那个“有能力”、“有良心”，因此必须承担一切的人。
以前，她虽然痛苦，虽然委屈，但内心深处似乎也隐隐接受了这种设定，觉得或许这就是自己的“命”，是自己“欠”这个家的。可经过这段时间的心理咨询，经过那短暂却刻骨铭心的“断联”和平静期，她开始意识到，这根本不是“天经地义”，这是一种病态的、不公平的情感勒索和道德绑架！
但意识到是一回事，在现实中，尤其是在父亲生死攸关的病房前，去反抗这种根深蒂固的绑架，又是另一回事。那需要的力量，远比她想象的要大得多。
她找到主治医生的办公室。医生是个四十多岁、面容严肃的中年男人，看到她，推了推眼镜，言简意赅地介绍了病情：急性心肌梗死，情况危急，需要尽快进行冠脉介入手术（支架植入），手术本身有风险，但拖延风险更大。费用方面，手术、材料、住院、后续药物，初步估计十五到二十万，医保能报销一部分，但自付金额依然很大，而且很多进口药物和材料需要自费。
“尽快决定，尽快交钱，我们好安排手术。” 医生语气平静，带着见惯生死的淡漠，“你父亲的情况，拖不起。”
张艳红机械地点着头，记下医生的话，脑子里却嗡嗡作响。十五到二十万，甚至更多。韩丽梅答应借的十五万，可能只是开始。而且，这笔债，又将把她未来几年紧紧捆住。
她浑浑噩噩地走到缴费处，看着那长长的队伍，看着窗口里工作人员麻木的脸，看着手里那张轻飘飘却又重如千钧的银行卡（里面是韩丽梅刚刚打过来的十五万），只觉得一阵阵眩晕。
“必须负全责”……
母亲的话语，如同魔咒，在她脑海中盘旋。
她掏出手机，指尖冰凉，再次尝试拨打哥哥张耀祖的电话。依旧是关机。她又打给嫂子王桂芬，响了几声后，被挂断了。再打，直接变成了忙音。
很好。再次失联。再次完美隐身。
一股冰冷的怒意，混合着深切的悲哀，从心底最深处升起。这一次，面对父亲的重病，面对这巨额的费用，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默默地将所有重担独自扛起了。
母亲说“必须负全责”？不，她可以负责，但绝不是“全责”。她是女儿，不是唯一的子女，更不是这个家庭的救世主和无限提款机。
她握紧了冰冷的手机，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在绝望和疲惫的深处，一点点变得坚硬起来。她转身，没有立刻回病房，而是走向了楼梯间。那里相对安静，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烟味。
她需要冷静一下。需要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面对这场以亲情和生命为筹码的、更加艰难和残酷的战争。这一次，她不能再毫无原则地退让。父亲的命要救，但有些话，也必须说清楚。哪怕，这会掀起一场更大的、足以撕裂最后一点温情面纱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