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大木的生活也开始渐渐地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
大木也说不清那种变化、那种感觉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税收似乎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重了。
大木记得最开始是每户多交一斗米，说是"临时军需征调"，期限三个月。
大家对政府也是相当的支持的，交粮的过程也是颇为顺利，可三个月之后那赋税却并没有取消，反而却又多了一斗。
然后是布匹、牲口、铁器，什么都征，政府纳税的名目越换越多，理由越写越复杂。
村公所门口贴的告示越来越长，字越来越密，大木能看见张贴告示的墙上旧纸压着新纸，一层一层地叠着。
而帝国军队的征兵官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
以前是每年春秋各来一次，后来变成了每季度一次，再后来几乎每个月都能看见那辆深绿色的军用卡车停在村公所门口。
每次来都能带走几个人，最初是自愿报名的年轻人，后来自愿的越来越少，于是征兵官开始在村里的会议场地上点名，点到名字的人第二天就要收拾行李，跟着卡车离开村子。
大木认识那些被点到名字的人。
有的比他大两岁，有的跟他同龄，有的甚至比他小。
走出去的年轻人却很少有人能够再回来了。
回来的那几个人，大木都见过。
他们的模样跟他记忆中的样子之间隔着一层说不清的距离——五官还是原来的五官，身材还是原来的身材，但眼神变了。
那是一种大木无法描述的眼神，像是目光本身已经失去重量，只是停留在某个方向。
他们走路的时候步子很慢，有时候走着走着会突然停下来，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又继续往前。
大木有一次在村口遇见了回来的一个人，叫小林，比他大三岁，走之前是全村里最能跑的小伙子，是那种喜欢在田埂上赤脚奔跑的人。
大木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坐在路边的石头上，膝上放着一只空了的杯子，目光落在远处的什么地方。
大木在他面前站了一会儿，他没有抬头，大木也没有说话，最后还是大木自己走开了。
而且，大木兄长们的信已经很久没有来了。
大木掰着指头算过，上一封信是去年春天到的，已经是将近一年前的事了。
母亲没有提过这件事，她只是会在傍晚时分的某个固定的方向多站一会儿，像是在等什么，但那种等待的姿态本身没有任何期待的成分。
大木有时会走到大哥和二哥的房间门口站一会儿。
房间里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墙角积着薄薄的一层灰，大哥留下的那顶旧军帽还挂在床头，帽檐边缘已经被时间磨得发白，帽徽的颜色也在磨损中逐渐褪去。
某天傍晚，大木终于做了一件事。
他走到村尾那间小屋子的门口。
那间房子里面住着一个从前线退下来的老兵。
大木不知道他的名字，村里人都叫他"老兵"，没有人知道他全名叫什么，也没有人问过。
他平时几乎不出门，偶尔在傍晚时分坐在门槛上抽烟，烟丝的劣质气味在空气中飘散得很远。
大木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伸手敲了敲那扇虚掩的木门。
门被从里面拉开了一条缝。
老兵的半张脸出现在门缝里，他胡子花白，皮肤松弛，嘴唇因为不常说话而干裂成几道深浅不一的纹路，他看了大木一眼，没有说话，但门缝比刚才开大了一点。
大木站在门槛外面，两只手垂在身侧，指尖互相搓着。
他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因为紧张而比平时低了一些：
"我想问您，前线那边到底是什么状况？"
老兵的目光落在大木脸上，看了他很久，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把那扇门重新合上了一点。
大木没有离开。他站在门口，对着那扇已经几乎合拢的门又说了一遍：
"求您告诉我。我大哥二哥都在那边。我已经快一年没有收到他们的信了。"
门没有再打开。
但门缝里传来了老兵的脚步声，门被拉开了一个更宽的开口，老兵的身影出现在门内，
"你永远不会想知道前线那里是什么样子的。"
说完这句话之后，门就被他彻底的关上了。
这一次关得很严实，不再留给任何光线进入的余地。
大木站在门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有什么正在安静地裂开。
那是一条很细的裂缝，从底部开始向上延伸，沿着纹路慢慢爬行。
那道裂缝很薄，几乎看不出来，但它确实存在了，它从那面高墙的脚底下开始往上蔓延，贴着大木从七岁起就开始修建的那座坚固而高大的壁垒表面，在那些被他一张一张叠在墙面上、覆盖得密不透风的传单和宣传画之间找到了一处极细的接缝，钻了进去。
当天晚上大木躺在自己那张硬板床上，眼睛睁着，望着天花板上被油灯熏黑的那片区域。
他的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老兵那句话——"你永远不会想知道"——这句话的每一个字都在他脑子里反复回响，那声音在同一个位置上不停地循环播放，每一次循环都在那道裂缝上又施加了一点新的压力，让那道裂纹逐渐扩大着。
大木翻了一个身，他转头面向着那面贴满了征兵传单的墙壁。
那些传单上的士兵们在黑暗中已经看不见了，他们只是纸面上的线条和色块，在白天的光照下才能显出清晰的轮廓，在夜里则与墙面融为一体，像是从未存在过一样。
大木伸出手指在黑暗中摸了摸墙面，指尖触到了传单纸页的边角，那些纸页已经在墙上贴了太多年，边角已经卷曲发硬，在皮肤表面留下一种干燥而脆弱的触感，像是轻轻一碰就会碎成粉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