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队那两个人，一个姓周，三十出头，县上来的，戴副圆框眼镜，说话不紧不慢；
另一个姓吴，四十来岁，区上的，脸黑，话少，坐在旁边翻档案，偶尔抬头看一眼张老三。
周同志把铅笔搁在桌上，先问了些平常话——家里几口人、几亩地、哪年回的村、回来之后干啥。
张老三一一答了，跟之前跟村长说的对得上：那年秋上回来，二亩地，一头驴，帮人写信念告示，没干过别的。
“在西安扛活——哪一年去的？”周同志问。
“1930年去的，38年回来的。”
“八年，都在赵记粮铺？”
“都在。”
“赵记粮铺在西安哪条街？”
张老三顿了一下。“城西——西大街那头。”
“西大街哪一段？东头还是西头？门朝南还是朝北？”
张老三的手在膝盖上搓了搓。
“西头。门朝北。不大个铺子，两间门面。”
周同志在本子上记了几个字，又问：
“掌柜的叫啥？”
“赵——赵掌柜。”
“全名。”
“赵——赵福堂。”
周同志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纸，翻到中间某页，看了两遍。
“张德贵，西安西大街有个赵记粮铺，掌柜的叫赵福堂——你确定？”
“确定。”
“赵福堂1934年就把铺子盘出去了，1936年人死在西安，是病死的。这事儿你知道吗？”
张老三的脸刷地白了。
“我——我记岔了。后来换了个东家，姓李。对，姓李。”
周同志把那张纸放回档案袋，语气没变：
“张德贵，我再问你一遍——1930年到1938年，你在西安干什么？”
“扛活。”
“给谁扛活？”
“赵记粮铺——后来是李记粮铺。”
“粮铺里扛什么活？”
“扛粮包、卸车、打扫铺面。”
“一个月挣多少钱？”
“两块大洋。”
“两块大洋？当年西安粮铺扛活的行情，一个月一块半。
你拿两块，掌柜的为啥多给你半块？”
张老三额头上冒了汗。
“我——我干活勤快，掌柜的赏识。”
周同志把铅笔放下，身子往后靠了靠。旁边的吴同志合上档案，抬起头来，第一次开口，声音沉：
“张德贵，我们既然来找你，就是手里有材料。
你自己说，和我们替你说，不一样。你主动交代，按政策从宽；
你瞒着不说，等我们一条一条摆出来证据，那就按从严办。
你再想想——你在西安那几年，到底干什么？”
张老三不说话了。他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捏得发白。
窑洞里安静了十几秒，外面传来鸡叫和远处河滩上修渠的号子声。
周同志从档案袋里抽出另一张纸，上面是手写的名单。
“张德贵，1931年你跟着县党部的孙耀祖干事，在西安城里跑腿。孙耀祖1932年就当了维持会翻译，你跟着他给日本人跑过腿。
1936年你帮着孙耀祖在西安北关收粮，收了三个月，经手的粮款一共多少？
孙耀祖1938年跑了，你从粮库账上卷了三千斤粮款，换了十三块大洋——这十三块大洋，现在在哪儿？”
张老三的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周同志接着说：
“孙耀祖今年在西安被抓住了。
他交代了跟他干过事的人，一共列了十七个，你排第八。
我们拿到材料之后先核实，别的十六个人有十一个已经到案了，你是剩下五个里的一个。
我们没急着来找你，先摸了你的底——你回村之后报的是‘扛活’出身，没提孙耀祖，没提维持会，没提三千斤粮款。
张德贵，你瞒得挺深啊。”
张老三的汗顺着下巴往下滴，滴在裤子上洇开一片。
他张了张嘴，声音发干：
“我——我那是被逼的。孙耀祖让我跟着干，我不敢不干。”
“被逼的？”
吴同志接过话，声音不高但硬，
“孙耀祖让你去县党部跑腿，你去了。
他当维持会翻译，让你跟着，你也去了。
让你去北关收粮，你还是去了。
这中间你随时可以走，你没走。张德贵，你不是被逼的，你是跟着干了。”
张老三把脑袋埋在两只手里，肩膀抖着。
“我——我就是想混口饭吃。我没干过啥大事。”
“没干过大事？”
周同志把档案翻到另一页，
“北关收粮，你带人去刘家堡收粮，刘老栓家交不上粮，你让人把他家灶台扒了，刘老栓的婆姨拦着不让扒，你推了她一把，她摔在门槛上磕掉两颗牙。这事有没有？”
张老三没吭声。
“东关王寡妇家欠了维持会两块大洋的‘维持费’，你上门催缴，王寡妇拿不出钱，你把人家一口铁锅端走了，那口锅是王寡妇家唯一的一口锅。有没有？”
张老三的肩膀抖得更厉害了。
“35年夏天，你跟着孙耀祖去临潼，当地一个保长不愿意配合收粮，你们把他绑在树上抽了一顿，那个保长后来瘸了一条腿。
有没有？”
张老三忽然抬起头，脸上全是汗和泪：
“我——我那时候年轻不懂事，跟着人瞎混，我错了，我认，我全认——那十三块大洋我还留着，我这就挖出来交公——”
“交公是后话。”
周同志把档案合上，
“张德贵，你听着——你跟着孙耀祖干的那些事，欺男霸女、扒灶台、抢铁锅、打人致残，受害人我们都找到了，材料都核实了。
你今天自己交代了，算你主动坦白，按政策从宽处理；
你要是接着瞒，等我们把材料摆到村政府大门口，那就不是坐在这儿说话的事了。
你现在把从1930年到1938年的事，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写出来。
写清楚了，我们按政策办；写不清楚，我们帮你写。”
张老三瘫坐在凳子上，两只手撑着膝盖，喘了好一会儿。
窑洞里静得能听见外头河滩上的号子声——一长一短，修渠的人正干得热闹。
“我说。”
张老三把脸上的汗擦了，声音哑了，
“我全说。1930年我去西安找活路，在城西粮铺扛了半年活，后来粮铺倒了，我蹲在城隍庙门口等活，碰见孙耀祖。
他说跟着他干有饭吃，我就去了。刚开始就是跑腿送信，后来他让我收粮收款，我——我拿着鸡毛当令箭，欺负了人。
刘老栓家的灶台是我让扒的，王寡妇的铁锅是我端走的，临潼那个保长——我没动手，孙耀祖让人打的，但我在旁边看着没拦。
我错了。那三千斤粮款是我卷的，十三块大洋埋在窑洞后墙根底下，我这就挖出来交公。”
周同志把一叠纸和笔推到他面前。
“写。从1938年开始写，一年一年写，写详细。写完了在这儿等着，我们拿材料核实。”
张老三接过纸笔，趴在桌上开始写。字写得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写得认真。
写到刘老栓家扒灶台那一段，他停了一下，用袖子擦了把脸，接着往下写。
周同志和吴同志出了村政府，站在庙门口。吴同志点了根烟，抽了一口：
“材料都核实过了，他今天交代的这些跟孙耀祖的口供对得上。
比他瞒着的多——扒灶台、抢铁锅这些，孙耀祖没交代，是受害人自己找上门来报的。”
周同志点了点头。
“他瞒得深。要不是孙耀祖被抓，他在村里再混几年也没人知道。”
“人模狗样的，还帮人写信念告示。”
吴同志把烟掐了，
“回去把材料整理一下，报县上。他主动交代了，按从宽办——该退赔的退赔，该检讨的检讨，该戴帽子的戴帽子。
具体怎么处理，县上定。”
两人回了村政府。张老三还在写，桌上已经写满了两页纸。
他抬起头看了周同志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话，又低下头接着写。
河滩上的号子声一阵一阵传过来，修渠的人在远处干得热火朝天。张老三握着铅笔的手在抖，但没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