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海把小册子揣进怀里，站起来：
“汉斯同志，我回去先在我们区试。试好了再来跟你汇报。”
“行。试的时候记住一条——别急。
贺家湾从建第一个党小组到全村有十个党员，用了两年。你们区要是半年发展几十个，那肯定是没考察清楚。
慢慢来，发展一个顶一个。”
刘振海和马文瑞走了。
贝克尔收拾讲台上的材料，把学员交上来的会议计划表一份一份翻看。
最上面一份是马文瑞的义合区某村会议计划，写了时间、议题、参加人、决议事项和落实人，底下还加了一行备注：
“会前三天贴出通知，会后三天检查落实，月底支部会上汇报。”
贝克尔在这行备注下面画了条线，批了两个字：
“可行。”
他把材料收进布包，出了教堂。
院子里老槐树底下，几个学员还在对笔记，看见他出来，围上来问问题——有的问“群众大会上有人故意捣乱怎么办”，有的问“支部会上意见不一致怎么表决”，有的问“发展党员考察期能不能缩短”。
贝克尔一个一个答，答完了说：
“你们提的这些问题，写个单子给我，下堂课专门讲。”
学员散了。
贝克尔站在桥儿沟的坡上，往延安城方向看。
宝塔山上的塔尖在夕阳里发亮，延河上的大桥上有牲口驮子慢慢走过。
他把布包往肩上一搭，往城南走——晚上还要给贺家湾的小班批改算术作业，翠翠上次的减法做错了三道题，得单独给她补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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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张老三本名张德贵，四十来岁，眉县张家塬人。
早年间在西安城里混，后来跟了国民党县党部一个姓孙的干事，跑腿打杂，帮着收粮收款，有时候也替人写个状子、递个话。
后面日本人来了之后，孙干事摇身一变成了维持会的翻译，张老三跟着端茶倒水，偶尔也替日本人跑个腿，传个话，混口饭吃。
那年秋上，局势就变了。
东大的队伍往南推，国民党县政府跑到了西安，孙干事也跟着跑了，临走前给张老三撂了句话：
“德贵，你也走吧，留下没好果子吃。”
张老三没跟着跑，他多了个心眼，趁着县政府撤走的乱劲儿，从粮库账上卷了三千斤粮款，换了十几块大洋和两口袋麦子，连夜雇了头驴驮着回了张家塬。
回村之后，他把大洋埋在窑洞后墙根底下，麦子分给几家亲戚，说是“在外头做买卖赔了本，回来种地”。
村里人看他出手还算大方，人也活络，没多问。
他分了二亩地，跟着种麦子，闲了帮人写个信、念个告示，日子过得平平淡淡。
头两年还算太平。1948年土改复查的时候，村里划成分，张老三报了个“中农”，家里二亩地、一头驴、三间窑洞，符合中农标准。没人揭他老底，他自己也不提。村上开大会，他蹲在后头抽烟，不发言，不出头，散会就走。村干部看他老实，没起疑心。
可这两年，风声紧了。
先是县上来了指示，要“清理阶级队伍”。
接着区上派了工作队，挨村摸底——谁在外头干过事、干过啥事、跟谁干的，一项一项登记。
张老三头一回听见“清理阶级队伍”这四个字，后脊梁就凉了半截。
他蹲在自家窑洞里抽了半宿旱烟，第二天一早去找村长，说自己“小时候跟人去西安扛过活，后来回来了”，主动报了个“扛活”的出身。
村长嗯了一声，记在本子上，没多问。
可没过几天，邻村出事了。
李家沟有个叫李满囤的，早年也在国民党县党部干过，是个管仓库的。
清理阶级队伍摸底的时候，他瞒着没报，后来被人揭发出来。
区上来人把他带走了，在县上关了半个月，回来之后戴了顶“坏分子”帽子，在村里扫大街。
张老三听说这事，夜里睡不着觉，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把窑洞后墙根底下的十几块大洋又摸了一遍——挖出来看看，又埋回去，连着挖了三回。
又过了半个月，县上在张家塬开群众大会，各村都来人了，黑压压坐了一河滩。
区上的干部站在台子上念文件，念的是“清理阶级队伍”的政策——有历史问题的，主动向政府交代，从宽处理；隐瞒不报、被人揭发出来的，从严处理。
念完了又加了一句：
“你们村上有没有在外头干过事的？干过啥事？自己心里有数。三天之内到村政府登记，过期不登记的，查出来就别怪政府不客气。”
张老三蹲在会场最后头，手里攥着旱烟袋，烟灭了都没顾上点。
旁边坐着的刘老汉拿胳膊肘碰了碰他：
“老三，你早年不是也去西安混过？你报过没有？”
张老三手一抖，烟灰落在裤子上。
“报了报了。我早跟村长说了，扛活出身，没啥问题。”
“那就行。”
刘老汉点了根烟，没再问。
张老三回到家，把门插上，坐在炕沿上喘了半天粗气。
他婆姨问他咋了，他说没事，头疼。夜里他又挖了一回大洋，数了三遍——十三块。他把大洋揣在怀里捂了一宿，天亮的时候又埋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他去村政府门口转了一圈。村政府设在原来村东头的庙里，门口立了块黑板，上面写着“清理阶级队伍登记处”。
他远远站着看了一会儿，见有三四个人进去登记，出来的时候有的脸色还好，有的灰溜溜的。他没敢进去。
回家路上碰见村长。村长叫张德福，比他大两岁，本家兄弟，平时关系还行。村长喊住他：
“老三，你那个扛活的登记——你详细说说，在西安哪家扛的活？扛了几年？东家是谁？”
张老三心里咯噔一下，嘴上没停：
“在西安城西，姓赵的粮铺，扛了两年，后来铺子倒了我就回来了。”
“姓赵的粮铺——叫啥名？”
“赵——赵记粮铺。”
村长在本子上记了记。“行。上面来查的时候我照着报。”
说完走了。
张老三回家就把自己关在窑洞里，一天没出门。他婆姨喊他吃饭，他说不饿。到了晚上，他把那十三块大洋全挖出来，用布包好，塞进炕洞后头的砖缝里。
然后他把早年那件在县党部跑腿时穿的灰绸褂子翻出来——他一直压在箱底没敢扔——塞进灶膛里烧了。
烧完了，他蹲在灶前看着灰烬发呆。他婆姨问他到底咋了，他憋了半天，说了句：
“没事。烧件旧衣裳。”
又过了两天，区上来了两个人，穿着灰布制服，挎着包，说是“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队”的，挨村核查登记材料。
到了张家塬，先找村长翻了底册，一页一页看。张老三在自家院里劈柴，远远看着工作队进了村政府，手里的斧头越抡越慢。
半个钟头之后，村长从村政府出来，往他家方向走。张老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村长走到院门口，没进来，隔着篱笆喊了一声：
“老三，工作队同志说要跟你谈谈。你过来一趟。”
张老三把斧头往柴堆上一插，拍了拍手上的木屑。
“来了。”
他跟着村长往村政府走，腿有点软，但脸上撑着。路上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
是那个孙干事被抓住了？还是县党部的旧账翻出来了？
他当年卷的那三千斤粮款——不会查出来吧？那笔钱他早花完了，换成大洋又埋起来了。
真要查，他咬死了不认，就说扛活挣的，能咋？
走到村政府门口，他停了一下，深吸一口气，把脸上的汗擦了擦。
“进来吧。”
村长推开门。
张老三迈过门槛的时候，看见工作队那两个人坐在桌子后头，其中一个正翻着一本厚厚的档案，另一个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手里捏着半截铅笔。
“张德贵？”
那人问。
“军爷，是我。”
“先坐下吧，我们这次来是问问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