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桥儿沟，边区干部训练班，十月下旬。
桥儿沟原来是一座天主教堂，1938年之后改成了干部训练班的校舍。
教堂的大礼拜堂隔成三间教室，彩绘玻璃窗上糊了白纸挡光，讲台是原来神父做弥撒的台子改的，黑板上方还残留着一排褪色的拉丁文。
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底下摆着几排条凳，天好的时候露天上课。
贝克尔每周来这儿上两堂课，一门是“基层组织工作方法”，一门是“合作社组织与记工分”。
学员是各县送来的区乡干部，每期六十人，学三个月，学完了回去接着干。
今天这堂课讲的是“行政村会议怎么开”。贝克尔站在黑板前，手里捏着半截粉笔，黑板上写了四行字：
一、会前准备：议题、通知、材料
二、会中控制：发言、记录、表决
三、会后落实：分工、检查、反馈
四、常见毛病：跑题、一言堂、议而不决
“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在村里开会，最头疼的是什么？”
底下坐着的六十来个干部互相看了看。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站起来，延安县柳林区的区长，叫刘振海，嗓门大：
“汉斯同志，最头疼的是叫不来人！通知开村民大会，到会的不到一半，来的还都是老汉和婆姨，青壮年都下地了，说‘开会耽误干活’。
你给他讲道理，他说‘你先把公粮减了再开会’。”
底下哄笑，但笑声里透着无奈，显然不止刘振海一个人碰到这问题。
贝克尔也笑了，把粉笔搁在讲台上。
“刘区长这个‘叫不来人’，我在贺家湾也碰上了。头一回开村民大会，到会的不到三成。
后来我想了个办法——不叫‘开会’，叫‘算账’。贺家湾今年修渠，要出工，要摊钱，要定工分标准。
我把这账一项一项列出来，贴在村口，然后挨家挨户通知：明天下午在打谷场算账，谁家觉得不公道的，来当面算。结果你猜怎么着？
来了八成。”
底下有人点头。
“为什么？”贝克尔问，
“因为‘开会’这两个字，群众听腻了，觉得是干部的事，跟自己没关系。
可‘算账’不一样，算的是他家的工分、他家的公粮、他家的地浇多少水——跟他有关系，他就来了。”
刘振海想了想：
“汉斯同志，你这个法子好是好，可有的会不是算账，是选举、是传达上级指示，这些咋办？”
“问得好。”
贝克尔在黑板上加了一行字：
五、把“上级的事”变成“群众的事”。
“传达上级指示，不能念文件。文件念完了，群众听懂了没有？你开完会问一个老汉‘刚才说的啥’，他瞪着眼睛看你，啥也说不出来。
你得把指示拆开，跟群众自己有关的事挂钩。比如上级说‘发展生产’，你就拆成‘明年咱村种多少亩棉花、多少亩粮食、养多少头猪、需要多少肥料、缺多少种子’。
群众一听，这是自家的事，他就来了，就听了，就说话了。”
底下有人刷刷记笔记。
贝克尔看见后排一个年轻干部在笔记本上画表格，画得歪歪扭扭，但格子分得清楚——会议时间、议题、参加人、决议、落实人。
他走过去看了一眼：“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汉斯同志，我叫马文瑞，绥德县义合区的区委组织干事。”
“你这个表画得好。开会之前把这个表填好，贴到村口，谁都知道明天要议啥、定了的事谁去办、啥时候办完。
这叫‘会议公开’。贺家湾就是这么干的，群众一看，干部不是糊弄人，是实打实办事，下次开会来得更积极。”
马文瑞点头，把表又描了一遍。
讲完开会的事，贝克尔换了话题：
“第二件事——发展党员。你们在区乡，谁在发展党员？怎么发展的？”
刘振海又站起来：
“汉斯同志，说到这个，我正想问你。我们区今年发展了十二个新党员，大部分是村里的积极分子，土改时候斗地主积极的、支前出工积极的。
可发展了之后，有的人入党了就不积极了，觉得‘进了门就稳了’。
还有的发展得太快，底子没摸清，有个别的是地主家的远房亲戚，混进来了，后来查出来清退了。”
听到这里，贝克尔在黑板上写了个大标题：
发展党员的四道关。
“第一道关：
谁来决定发展谁？不能是支部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得是支部委员会集体讨论，讨论完了还要拿到党员大会上通过。
贺家湾发展第一个党员的时候，支部书记提了个人名，党员大会上有人反对，说他给地主家扛过活，斗地主的时候往后缩。
支部书记说那是他东家逼的，不算。
两边争了一下午，最后投票，六票对五票，没通过。
后来换了个候选人，全村公认的积极分子，全票通过。”
“第二道关：
考察多长时间？不能今天看你好，明天就发展。
至少三个月。三个月里看他干活咋样、对群众态度咋样、遇到难事躲不躲、有好处抢不抢。
贺家湾有个后生，修渠的时候天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干了一个月，支部书记找他谈话，问‘你为啥这么积极’，他说‘我爹说咱家地少，修了渠能多浇两亩，多打粮’。
支部书记说‘你想多打粮，别人也想多打粮。你得先想着大家的事，再想自己的事’。
后来这后生又干了一个月，主动帮孤寡老人挑水，支部书记又找他谈了一次，这才发展。”
“第三道关：入党以后干啥？不能入了党就完了，得给他派活。
贺家湾的规矩——新党员三个月内必须做三件事：
帮一户困难户、组织一次识字班、带一个群众学一项农技。做完了在支部会上汇报，党员评议。
评议不合格的，延期转正，再考察三个月。”
“第四道关：
出了问题怎么办？贺家湾去年有一个党员，分公粮的时候给自己家多分了二十斤。
群众举报了，支部查实，先让他在支部会上检讨，他不检讨，说‘我多分二十斤咋了，我修渠出了五十个工’。
支部开会讨论，最后给了他警告处分，多分的公粮退回去，在村民大会上公开道歉。
后来他改好了，第二年评上了模范党员。”
贝克尔讲完四道关，底下干部都在记。马文瑞举手：
“汉斯同志，你说的这些——贺家湾的规矩，是边区统一规定的还是你们自己搞的？”
“边区有统一规定，但贺家湾在这基础上加了具体办法。
贺老栓——贺家湾的村长——他跟我商量过，说‘汉斯同志，你讲的这些道理好，可我们村就这么几十户人家，搞得太复杂了没人会。能不能简单点？’
所以贺家湾的规矩是我跟贺老栓一起琢磨出来的，简单、好记、能执行。你们回去，也别照搬贺家湾的，跟你们村的人商量，搞出你们自己能用的方式方法来。”
下课之后，贝克尔把马文瑞和刘振海留下来，拿出两本油印的小册子：
“这是组织部刚印的《基层组织工作手册》，贺家湾的规矩也收进去了。
你们拿回去看看，照着试，试出问题来写信告诉我。”
马文瑞翻着小册子，忽然问：
“汉斯同志，你在德国的时候——也搞这些？”
贝克尔笑了。
“搞。德国共产党发展党员，也有考察期、也有支部会、也有群众评议。
不过我们那儿的规矩跟中国不一样——德国工人多，发展党员主要看工厂里的表现，看他在工会里积极不积极、在车间里帮不帮人、遇到不公平的事敢不敢说话。
你们这儿是农村，主要看村里的事——种地、修渠、支前、帮工。地方不一样，办法不一样，但道理是一个：
入党不是领个证就完了，是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