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哪里走？苏春棠面前摆着很多条路。
她原先曾给母亲写信说过，叫母亲给别人说自己去了北头。真的往北头去吗？
山西就在北头，那边煤矿特多。
这时她想起了一件旧事：她还是女娃的时候，村里吴哑巴的男人在生产队的碳洞子里挖煤，洞子塌了，人没出来，队里赔了二百块。那一年，全队摆那口薄棺材的时候，人人抹眼泪；摆那二百块的时候，人人的眼睛都发直。婆娘们私下说：“吴哑巴这个寡母，男人死得值。”
她对自家说的是另外的理由，条条是正的：北方远，矿区人多，她像一滴水混入大海，那只握着扣子的手找不到她，她有手艺，饿不死。
她决定了，就去北头，去山西矿区。
走之前，她只办了一件事：烧自己写的信。
她去了河边。那封信，信封磨软了，“大黄”两个字写了又划，划了又写。三页纸，三年的字。
第一页是槐树街写的：“大黄：听说你回来了。我没有见你——你不要怪我，你要怪我，就怪……”写到“怪”字，没了。
第二页是夜来香写的：“大黄：我今天挣了很多钱。你晓得了会嫌我。可是我没有卖。我守不住的东西太多了，这一条我守住了。你信吗？”
第三页只有一行：“大黄：高加林不是东西。我也不是东西。”
她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摸出钢笔，在信封背面写下最后一行，手稳得像裁衣裳前画粉线：
“大黄，我去北方了。别找我。活着。”
三页纸凑到火柴上，蜷起来，变黑，“大黄”两个字最后烧完，灰被河风一卷，散到黑亮的河水里去了。
同一时刻，几百公里外的重庆，她的大黄刚把一张卷烟纸压进蓝布袱子底下。那张纸上写的是：“香香：五万。年过了，我去省城。一条街一条街地问。”
三天后，她上了北去的火车。两天一夜，又倒汽车，倒小火车。在山西矿区下车的时候，第一口空气就把她呛咳了——煤灰味，硫磺味，天是灰黄的，一排一排矸石山黑黢黢地立在天边上。
她身上缝着钱，可她一分钱不敢露。一个单身女人，口音是南边的，证明一张没有——这种年月，露了财，或者露了来历，都是祸。她在灰土里把衣裳搓了，把脸抹花了，夜来香的海棠不见了，矿区小镇的街边上，多了一个逃荒要饭的女人。这是她早就计划好的，她没有介绍信，只能出此下策。
要饭也不是好要的。第三天夜里，落了冻雨，她蜷在一孔废弃的砖窑里，发起烧来。迷迷糊糊的时候，她听见脚步声，睁开眼，一盏矿灯照在她脸上，灯后头是一张黑黢黢的脸。
她想跑。腿一软，栽下去了。
醒来的时候，她躺在一张热炕上，身上盖着厚实的棉被。窑洞不大，收拾得干净，灶上煨着粥。那个黑脸男人蹲在门槛边，见她醒了，憋了半天，憋出来一句：“你、你醒了。粥在灶上。”
那个男人是机运队的，叫赵大年，三十二，下井十来年，爹娘都没了，三间窑洞，一个人过。
苏春棠撑着要起来走。她不欠人的，尤其不欠男人的——男人给的每一口饭，后头都连着账。
“你烧成这样，走哪搭去？”赵大年急了，堵在门口，又晓得自家堵门不像话，退开两步，“你、你睡里头。我睡队上的宿舍。”
他真的抱起铺盖走了。窑洞里剩下她一个人，和灶上那碗粥。
粥是小米粥，卧着一个鸡蛋。她捧着碗，手抖，不晓得是烧的，还是别的。
病好得差不多的时候，麻烦来了。
矿上保卫科配合民政办查盲流，一条街一条街地清，清查单上写得明白：无主流窜人员，一律收容遣送。查到赵大年的窑洞，两个戴袖章的堵在门口：“赵大年，你屋头藏了个要饭的女人？啥子来路？证明呢？”
苏春棠在门背后，攥着包袱带。遣送——遣回原籍。原籍是啥子地方？是雷家坝，是李家沟，是那双捏着扣子的眼睛。
她听见赵大年在外头，结巴了半天，忽然不结巴了，声音又粗又稳：
“啥子要饭的？她是我媳妇。老家遭了灾，来寻我的。证明——证明路上丢了，补办！”
“媳妇？”袖章不信，“你赵大年打光棍打了三十二年，矿上哪个不晓得？”
“信不信由你。”赵大年把窑洞门一挡，“你们要带走她，先把我铐起走。”
两个袖章嘀咕了半天，撂下一句“三天之内把证明补出来”，走了。
窑洞里静下来。赵大年蹲在门槛边，半天不敢看她，末了说：“妹子，我那么说，是没法子。你要是不愿意，等风头过了，你走你的，我不拦你——我赵大年说话算话。”
苏春棠靠着门框，看着这个男人。他蹲在那儿，两只手不晓得往哪放，指甲缝里的煤黑洗不掉，耳朵根通红。
三天。证明上哪搭补去？补不出来，他们还得来。他替她撒的这个谎，就把他自家也拴进来了——包庇流窜人员，矿上是可以开除的。
“赵师傅，”她开口了，“你为啥子？”
赵大年愣了半天，说了一句最笨的话：“你那天在砖窑里，蜷起，像只猫。我、我看不下去，我不能见死不救。现在，我是喜欢你，舍不得放你走。”
苏春棠低下头去。
这些年，有人夸过她的脸，有人夸过她的脑子，有人要给她金镯子，有人教她读报纸——没有一个人，是在危难的时候救了她。
“赵师傅，”她说，“我嫁过人，男人没了。我叫苏小云，我的过去，你不能问。”
“不问。”赵大年抬起头，“我这个人，没啥子本事，就是舍得下力。你要是不嫌，我们就搭伙过日子。我下井挣的，全交给你。我不喝酒，不打牌，不打人。”
不喝酒，不打牌，不打人。
那一晚她睡不着。她想起娘说的话：女人家，总得有个依靠。她想起雷老虎，想起文清远。如今这个人，没给过她一句好听话，只给过她一碗粥、一个热炕、一句“我不能见死不救”。
不是欢喜——欢喜她十几岁就给过一个人了，给完了。这是累了，是一个走了太多夜路的人，看见一堆火，想坐一会儿。
他们请了崔大姐作介绍人。崔大姐说起赵大年，还说过一句：下井的，工资高，津贴高，万一有个啥子，矿上管到底。
管到底。这三个字，她摁到心底最黑的地方，跟吴哑巴的旧事压在一起。
为了坐实他俩是夫妻，赵大年特意请了两桌酒，向人宣称他的媳妇儿找来了。众人见了苏春棠模样，都夸奖赵大年好福气。
证明的事，最后是矿上自家圆的。矿区年年缺人，正愁招不到工，工会出面，把她作盲流安置落了集体户——担保人那一栏，签的是赵大年。他替她撒的那个谎，从这一天起，就不是一句话了，是拴在纸上的。有了户口，才补领的结婚证。保卫科再来，看见落户手续和红本本，看见窑洞收拾得齐齐整整，看见新娘子给赵大年补的窑衣——针脚匀得像机器轧的——啥子话都没说，走了。
那身补过的窑衣，后来传到了被服组组长的耳朵里。组长上门，拿起针脚一看，问她：“你会裁缝？”——她的活路，就这么有了。
夜里，黑暗里他很小心，每一下都像在问：要得不？疼不疼？她闭着眼睛，本以为会想起雷老虎——可是没有。她想起的是楠木林，是黄桷叶叠的小船，是一个少年踮着脚往枝桠上系红头绳。眼泪从眼角滑进鬓角里。
“弄疼你了？”
“没有。”她轻轻拍了拍他的背，“睡吧。”
婚后的日子，他真的把工资袋原封不动交给她，自家只留五块钱买烟。她说窑洞潮，他一筐一筐背土垫院子；她说想吃米饭，他骑车去换大米。矿上的婆娘们羡慕她：“苏妹子，你这个男人，是窑神爷赏的。”
她笑笑，不说话。她对他好，好得周到，好得无懈可击——可是夜里他碰她的时候，她的眼睛，总是闭着的。
开春，她有了身子。赵大年贴着她的肚子听了半天，说：“娃，你快点长。爹给你挣下一片天。”
她摸着他那颗黑黢黢的头，鼻子一酸——她想起另一个娃，那个只活了三天、埋在后山小松树下的娃。这一回，娘啥子局都不设，娘就要你平平安安地生下来，长大。
四月初八，赵大年下井之前，站在窑洞门口回头看她：“今天井下要过老空区，矿上说了，没事。你莫担心，把鸡汤给我煨起。”
“嗯。早点回来。”
他走了。走到坡底下，又回头看了她一眼，挥了挥手。
那是他留给她的最后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