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来香的头一个月，苏春棠学会了三件事。
头一件，喝酒不醉。芳姐教她的：“客人敬你，你端杯，杯里是啥子，你自己晓得。”她杯里的“酒”，是后头吧台兑好的酸梅汤，颜色一样，冰块一镇，哪个都看不出来。脑子，比啥子都要紧。一个栽过一回的女人，不能再栽在“糊涂”两个字上。
第二件，耳朵比嘴快。来夜来香的啥子人都有，做买卖的，跑批文的，倒钢材的，开矿的。别的陪舞小姐比谁的嘴甜、身段软，苏春棠不，她话少，能听。张老板上礼拜说儿子考学，李老板前个月说婆娘住院，她都记着，下回见面头一句就问：“张老板，娃儿的通知书来了没？”
就这一句话，比啥子都值钱。这些男人夜里到歌舞厅来，买的不是舞，是有个人把他们说过的话当回事。他们量她的身段，她量他们的软肋——量了几年的体，裁了几年的衣，量人，是她的本行。
第三件，钱要过三遍手。小费、分成，到手先过一遍：稳当的，烫手的。老板塞的手表、金戒指，一律换成现钱，现钱分三份——寄回家的，存起来的，留在身上的。留在身上那份，随时够一张远行的车票。不管哪一夜出了事，天亮之前，她就能从这座城市里蒸发掉。
三个月，“海棠”两个字，在那一片响起来了。
客人里有个做摩托车生意的，一连半个月包她的台，最后把一只金镯子拍在桌上：“海棠，跟了我，吃香喝辣。”
苏春棠把镯子推回去，推得不快，不慢，像推一匹裁好了的布。
“老板，你的台，我陪；你的酒，我喝。镯子你拿回去，给你屋头人。往后还来，我给你留座。”
那个老板脸涨红了，要发作。芳姐不知啥子时候站在了台子边上，烟往灰缸里一摁，笑眯眯的：“王老板，海棠是我们夜来香的招牌，规矩你懂的。”
事后芳姐跟她说：“你硬气，我喜欢。但是海棠，硬气要用笑脸包到。你刚才要是笑着说，他连脾气都没得。”她顿了顿，又说，“你这个妹子，眼睛里有账本。有账本的人，栽不了。”
苏春棠垂着眼，没接话。有账本的人，是已经栽过了，才学的记账。
钱，开始像水一样流进来。她寄回家的，从一个月四块涨到二十。信里她跟娘说：“我被省城的被服厂招去了，计件，手艺值钱，厂里头牌师傅。”娘信了，回信说村里人都讲苏家女子在省城大厂当师傅了，有出息。她看着信，笑了一下，又笑不出来。
被服厂。她编的这个厂，比夜来香干净多了。
夜来香的日子是颠倒的，下午起来，夜里换成了白天。散场后半夜两三点，她卸了妆，从侧门出来，走回租的小屋。那条路她从来不走重复的，今天东街，明天绕邮局，后天穿菜市场；出门前先站在侧门的阴影里，看街对面，看路灯底下，看有没有一根烟的火光。回到小屋，闩门，顶椅子，窗帘拉严。
三年了。那只捏着扣子的手，还是没有露头。
可她不觉得安全。她只觉得，那个人比她有耐心——猫捉到老鼠不急着吃。这话是她自家想出来的，她信，因为她自家就是这样的人。
九月十三，她给自己放了一天假。这一夜她没去夜来香，一个人在小屋里，把窗推开一条缝，看着楼下的路灯，坐到天亮。
那天夜里，她做了那个梦。梦里是李家沟的崖壁，雨，沟底黑黢黢的。她趴在崖边往下看，沟里伸出一只手，扒着石头往上爬，爬上来半个身子，抬起头，是雷老虎，满脸的血，冲她笑。他摊开手心——
掌心里躺着一颗塑料扣。
她惊醒过来，一身冷汗，摸到包袱底，握着那把裁衣剪，坐了很久。
大黄，她望着窗帘缝里那一线路灯光，忽然想，你如今在做啥子？你晓得你的香香，如今是省城夜来香的海棠么？
你不会晓得的。
第二年的春天，夜来香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客人。
那天苏春棠刚陪完一台，芳姐过来，往角落努了努嘴：“海棠，那桌，你去一下。来了七八回了，回回一个人，一壶茶，坐一个钟头，不跳舞，不喊人。今天他点名，要见你。”
角落的台子，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半旧的灰中山装，熨得笔挺，金丝眼镜。满场灯红酒绿里，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
苏春棠走过去，按规矩微微躬身：“老板，你找我？”
那人抬起头。灯光转过来的一瞬间，她看清了他的眼睛——不像别的客人那样先量身段，那双眼睛隔着镜片，先看的是她的眼睛，平平静静的。
“坐。”他说，声音不快，带着一点书卷气，“我不跳舞。你陪我说说话。”
苏春棠陪他天南地北地聊起来，多是顺着他的话头，自己从不探听什么。
反而是他问了一句：“我看你言谈举止，像一个文化人，你读的书不少吧？”
这句话把她问住了。夜来香里，客人问过她哪里人、多大岁数、耍朋友没得，没有一个问过她读过多少书。
“认得几个字。初中毕业。读书不多。”
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平了：“初中生，在夜来香陪舞。”他呷了一口茶，“可惜了。”
“可惜啥子？”
“可惜这个脑子，用在这种地方。”
换了别的客人说这话，她起身就走了——夜来香的小姐，最听不得客人一边消费一边可怜你。可这个人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没有居高临下的东西。他就像在说一匹布：这么好的料子，做了这么个用处，可惜。
“先生贵姓？”
“免贵，姓文，文清远。机关里坐办公室的。你贵姓？”
她顿了顿：“免贵，姓苏。”
那一晚他们没有跳舞。他问她读不读报纸，她说吧台订的报纸她翻得比谁都勤。他问她对哪条新闻有看法，她说了钢材涨价——酒桌上倒钢材的老板天天摆，她听了几百场，听出了门道。她说了三条：为啥子涨，哪个在挣，哪个在亏。
文清远听完，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把她又看了一遍：“你这套看法，比我们办公室有些干事还清楚。”
后来他来得勤了。还是一壶茶，不跳舞。聊天中她告诉他学过裁缝。有一回，他托她改衣裳——领子坏了的衬衫，他爱人的呢子大衣要改腰身。她接过去，拿到缝纫店自己做，缝纫店收她多少钱，她就收他多少钱，多的一律推回去。他也不坚持：“好，是手艺人。”
再后来，他开始带东西来。不是金镯子手表，是书。
头一本是本小说，封面翻毛了。他递给她：“写的是一个乡下青年，想进城，想出人头地，把乡下那个对他最好的女子，辜负了。”
她三个晚上看完了。还书的时候，她说：“高加林不是东西。”
“巧珍呢？”
“巧珍没有错。巧珍的错，是命把她生在了高加林前头。”她把书放在桌上，“文先生，这本书里的路，我认得。”
他看着她，看了很久。
“海棠，你该读书。”他说得很慢，“人要想不被欺负，得先识字；要想不被人看轻，得有文化。你如今靠的是脸。脸这个东西，是老天爷的本钱，只出不进，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脑子里的东西，才是自己的本钱。”
苏春棠垂着眼睛，把那杯酸梅汤端起来，喝了一口。
这话，没有人跟她说过。爹娘没有，雷老虎没有，夜来香更不会——这里巴不得她一辈子只有这张脸。二十多年来，头一回，有一个男人坐在她对面，说的不是她的脸，是她的脑子。
“你要是肯学，我可以教你。”
她抬起头，想从他眼睛里找出那个她熟悉的东西——所有男人接近她，最后都会露出来的那个东西。不是没有——她量人量了这么多年，量得出来——是那个东西被压得很深，深到这个人自家可能都还没察觉。
“学啥子？”
“先学写文章，再学打字。”
从那个月起，每个礼拜天下午，苏春棠有了去处。城边上的老茶馆，二楼临窗的单间，文清远教她写东西，改她的作业，红笔，一笔一笔，改得极认真。她的字是描红出身，秀气，拘谨；他说她的字“有骨头，没放开”。
有一回，她写了一段自己的事交上去：一个乡下的女子，爹病了，家里把她嫁了人，换彩礼。
文清远看完，红笔在纸上停了很久，批了四个字：情真，文简。
他抬起头：“这个女子，后来呢？”
“死了。”苏春棠说。
文清远一怔。
“我是说，从前那个她，死了。”她望着窗外，“活下来的是另一个。”
文清远没有再问。他把那张纸折好还她，说了一句：“有些人的过去，不能问。”
这句话，她记下了。也正因为这句话，她心里那道关了三年的门，悄悄开了一条缝——不是对男人开的，是对“被当人看”这四个字开的。
暮春的时候，他带她去了机关的办公楼。礼拜天，空空的，打字室里一排中文打字机，铅字盘密密麻麻。他教她认字盘，教她摇手柄。她的手指是拿剪子的手，稳，准，第一天就打出一页没有错字的通知。
“天才。”文清远站在她身后，由衷地说，“苏春棠，你是被埋没了。”
那是他头一回喊她的真名。
她握着打字机的手柄，听见“苏春棠”三个字，眼眶忽然有点热。三年了，芳姐喊她海棠，客人喊她海棠，这个名字，只有娘的信里才有。
“文先生，你咋个晓得我真名？”
“我猜的。你告诉我姓苏，而你的艺名叫海棠，这应该不是你的真名，但应与真名相关联，所以我就试着猜了一下。看来我真猜对了。”
这个人，连她的名字都费心去猜测。
那天从办公楼出来，天擦黑了。河边的风有点凉。文清远送她到路口，忽然说：
“下个礼拜天，我爱人和娃儿回娘家。你来我屋头，我教你用英文打字机——机关里就一台，搬不出来，我屋头有一台旧的。”
苏春棠站住了。
她量了他三个月，量得清清楚楚——他不是坏人，至少不是夜来香那种人；可他也是个男人。这一步迈进去，就再也不是茶馆里改作业了。
她应该不去的。
可是她想起这三个月——想起那本翻毛了的书，想起“情真文简”四个字，想起那一页没有错字的纸，想起二十多年来头一回有人说她的脑子可惜。一个把她当人看的地方，哪怕只有一个下午，她也想去。
“好。”她说。
文清远点点头，没有笑，也没有多说话，转身走了。
苏春棠站在路口，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人流里。河对岸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大黄，她在心里说，我要去做一件你不晓得的事。不是为钱——这一回，一分钱都没有。你问我为啥子？我也说不清。大概是……太久没有人把我当成一个“人”了。
她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了最后一次头。
这一次回头，就再也不能回头了。